哲学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它所承担的使命，总是以“历史的大尺度”去关照和反省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把“历史的小尺度”所忽略的东西提升到“重要”的位置，从而在价值“排序”中“选择”某种“历史的大尺度”作为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标准”。正因为如此，哲学总是不仅“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
1.以“传统”与“现代”这两种称谓来标志哲学已经实现的变革，并因此把全部哲学区分为“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这是取得学界共识的通常用法。然而，在学理的意义上，为何可以把全部哲学区分为“传统”与“现代”？或者说，把全部哲学区分为“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学理根据何在？进而言之，超越“传统哲学”的“现代哲学”，在其“现代”的哲学逻辑中，究竟孕育了怎样的“跨世纪”的哲学走向？
在八十年代的哲学思考中，我曾以“从两极到中介”为题来概括“现代哲学的革命”；在面向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中，我则倾向于以“从层级到顺序”为题来表达“现代哲学的走向”。
2.从两极到中介，这是人类的哲学思想及其所表现的人类的思维方式的空前革命。“传统哲学”之所以“传统”，是因为全部的传统哲学——无论是旧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都是力图获得一种绝对的、确定的、终极的真理。它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绝对的真？什么是至上的善？什么是最高的美？这样，它就把世界分裂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非此即彼、抽象对立的存在。这是一种统治人类思想几千年的非历史的、超历史的思维方式。
这种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超历史的思维方式，理论地表征着现代社会的人的存在方式。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前现代社会中，“上帝”是神秘化了的真善美化身的“神圣形象”，“英雄”则是世俗化了的真善美化身的“神圣形象”，这样，人们就不仅在“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两极对立中造成了“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而且在“此岸世界”自我分裂的两极对立中造成了“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上帝”和“英雄”作为真善美的化身而构成人们的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每个个人则无权对“标准”作出“选择”。因此，我把前现代社会的人类生存状况表述为“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这表明，表征“传统社会”的人的存在方式的“传统哲学”，只能是一种以“两极对立”为特征的哲学。
哲学“从两极到中介”，经过了数百年的哲学历程。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它在使“上帝”自然化、物质化、精神化和人本化的过程中，逐步地“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从而使人类文化从“神学文化”过渡到“后神学文化”即“哲学—科学文化”。然而，近代哲学所“消解”的只是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并没有“消解”马克思所说的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因此，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就是从“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从“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从“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所谓的“现代哲学”，正是以其“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为特征，而与“确立”“神圣形象”的“古代哲学”和仅仅诉诸于“消解”“神圣形象”的“近代哲学”相区别。
现代哲学“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从根本上说，就是“消解”一切“超历史”的规范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把哲学所寻求的真善美理解为时代水平的人类自我意识，把人类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理解为时代水平的“合法的偏见”，把人类自身的存在理解为“超越其所是”的开放性的存在。这就是现代哲学所实现的“从两极到中介”的转化，这就是现代哲学理论地表征的现代人类所实现的“从两极到中介”的生存方式的变革。
在这种“从两极到中介”的哲学变革中，哲学一向所追寻的终极性的“本体”变成了历史性的“本体论的承诺”，超然于历史之外的种种“两极对立”——普遍压抑个性、根源说明现实、必然决定偶然、统一优于选择——都在“消解”“非神圣形象”的现代哲学运动中被重新审视甚至重构。因此，正是在这种“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中，孕育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哲学走向——“从层级到顺序”。
3.人类的哲学思想，归根到底是对人类自身的存在的关切，即为人类自身的存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本”。然而，从哲学的宏观历史上看，哲学对人类生存的关切，却可以划分为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以文化的“层级”性去关切人类存在，即以“深层”文化的“基础性”、“根源性”来规范人类的全部思想与行为，从而将“深层”文化作为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这种“层级”性的关切，可以说是一种“解释”性的关切——以“深层”文化解释“表层”文化；另一种则是以文化的“顺序”性去关切人类存在，即把“重要”的文化选择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以它来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这种“顺序”性的关切，可以说是一种“操作”（实践）性的关切——以“重要”的规范“次要”的。
对比“层级”性的关切与“顺序”性的关切，我们首先就会发现，这是“非历史”的与“历史”的两种不同的关切。“层级”性的关切，它先验地断定了文化样式的不同“层级”，并先验地承诺了“深层”文化对“表层”文化的基础性和根源性，因而它给自己提出的是“非历史”的任务——寻求“超历史”的、永恒的、终极的“本体”。与此相反，“顺序”性的关切，是以否定文化样式的先验的“层级”性为前提，并致力于“消解”文化样式“层级性”的先验原则，因而它给自己提出的是“历史”的任务——在自己时代的水平上对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作出慎重的文化选择。
在对“层级”性的关切与“顺序”性的关切的对比中，我们还会发现，“层级”性的关切总是“两极对立”的。在“层级”性的关切中，哲学的核心范畴总是离开人的历史性存在，表现为“本体”对“变体”、“共相”对“个别”、“本质”对“现象”、“必然”对“偶然”等等的“两极对立”，并且具有“本体”规定“变体”、“共相”解释“个别”、“本质”决定“现象”、“必然”支配“偶然”的恒定的“层级”关系。与此相反，在“顺序”性的关切中，则是以人的历史性存在为前提，构成表征人与世界、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哲学范畴，诸如“自然”与“超自然”、“能动”与“受动”、“理想”与“现实”、“公平”与“效率”、“真理”与“价值”、“标准”与“选择”等相辅相成的矛盾关系。在这种“顺序”性的哲学关切中，它的诸对范畴具有显著的“平等”的特性，其“主从”关系则是“历史”性的。这表明，哲学从“层级”性的关切转向“顺序”性的关切，不只是从“思维方式”上体现了现代哲学的“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而且是从“价值导向”上实现了现代哲学的“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
4.哲学追求的“层级性”与“顺序性”是如何处理“标准”和“选择”的相互关系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曾经把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分为“有意义”的“生活活动”与“无意义”的“生存活动”（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人的“生命”活动是寻求和实现“意义”的“生活”活动，而“生活”活动的“意义”则总是存在于“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的矛盾关系之中，即“选择”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生命活动的“意义”。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关于人类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它的全部理论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处理“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的矛盾关系。
我们之所以说“传统哲学”是一种“层级”性的追求，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以“表层”与“深层”对立关系“弱化”甚至是“取代”了“标准”与“选择”的矛盾关系；具体地说，“传统哲学”是以“变体”与“本体”的对立代替了“标准”与“选择”的矛盾关系，把“本体”作为无须“选择”的“标准”。而我们之所以说“现代哲学”是一种“顺序”性的追求，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以“重要”与“次要”的历史性的矛盾转化关系实现了“标准”与“选择”的矛盾关系；具体地说，“现代哲学”是从“重要”与“次要”的“选择”中历史性地确认“标准”，而不是先验地确认“标准”并排斥历史性的“选择”。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传统哲学”追求的是一种“没有选择的标准”，而“现代哲学”则承诺的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标准”。
在“层级”性的传统哲学的追求中，“本体”与“变体”的“层级”关系是永恒不变的；哲学的任务，只不过是寻找那个作为永恒真理的“本体”，并用它来“解释”一切“变体”的存在。正因如此，以“层级”性的追求为使命的传统哲学，只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并且只能是以“超历史”的“神”或“非历史”的“物”作为“本体”或“标准”，去规范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这就是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的肆虐”。而在“顺序”性的现代哲学的追求中，“顺序”既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承诺，更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选择”和“安排”，因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活动。
5.从层级到顺序，这并不意味着从“没有选择的标准”到“没有标准的选择”。然而，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在二十世纪的长达百年的“消解哲学”运动中，不只是动摇了传统哲学的“层级”性的追求，而且是把现代哲学的“顺序”性的选择引向了“拒斥形而上学”的“没有标准的选择”。这是需要我们深长思之的。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莫尔顿·怀特在评论二十世纪哲学时就提出，继前几个世纪的“学科帝国主义”之后，二十世纪哲学的根本特征是“倾向于更加民主和多元化”，“没有一门学科可以称得起在认识分类表中占有一个唯我独尊的位置”。（《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3页）。到了七十年代末， 理查·罗蒂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当代哲学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摈弃西方特有的那种将万物万事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诱惑。”（《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页）。然而，“避免”“学科帝国主义”和“摈弃”“自然等级秩序的诱惑”，是否意味着“没有标准的选择”？如果我们承诺了选择的标准，是否意味着哲学又陷入了“层级”性的追求？这是困扰当代哲学的最为重大的理论问题。
在我看来，当代哲学在“层级”性的追求与“顺序”性的选择中所陷入的困惑，根本的问题是对哲学的“人类性”与“时代性”的矛盾关系的理解。传统哲学之所以在“层级”性的追求中去确立“没有选择的标准”，是因为它是把哲学的“人类性”追求诉诸于超历史、超时代的“独断论”。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之所以在“顺序”性的选择中陷入了“没有标准的选择”，是因为它把哲学的“时代性”、“历史性”的选择变成了非人类性即“断裂”性的选择。
哲学从“层级”性的追求到“顺序”性的选择，它所改变的是以“层级”的先验性而确认的“标准”的永恒性、终极性，而不是取消人的历史性选择的标准。哲学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或人类的而非个人的自我意识），它所承担的使命，总是以“历史的大尺度”（人类的、社会的、整体的、世代的尺度）去观照和反省人类的思想与行为，把“历史的小尺度”（当下的或局部的尺度）所忽略的东西提升到“重要”的位置，从而在价值“排序”中“选择”某种“历史的大尺度”作为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标准”。正因为如此，哲学总是不仅“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当代哲学把“发展”的“标准”从“经济增长”提升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再提升为“可持续发展”，不正是在“顺序”性的选择中实现了“人类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吗？
（原载《开放时代》2001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