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冲破了体系哲学的牢笼，使哲学走向实践，成为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指南”。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上，基于旧哲学传统的体系思维与新哲学的方法要求屡屡发生冲突，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理解误差。实践证明，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的最重要任务。
体系，还是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上，这一争论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这一核心问题进行的，它同时内在地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反映在旧教科书中的体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的主要特征。关于它的是非，国内学界已经有了广泛而深入的评论。问题是这个体系，它的实质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能够得到较好的清理，因此，旧哲学体系思维方式仍然是影响实际工作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障碍，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无根性的“新体系”之间的争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显性特征。
建立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和教学中，这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从研究的角度，从建设和发展指导当代中国历史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指南，而不是现成的教条”则更为重要，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所决定的。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它和体系哲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历史等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
一、体系哲学、哲学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
作为对世界的解释，任何一种理论，甚至是自称“反体系”理论，只要不是武断任意，而是讲道理重论证的，它都必须有一个体系。这是因为：对象之间固有的关系决定了任何对“规律”或“本质”的揭示都必须是围绕本质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虽然不同的理论在本质或规律的认识上有着巨大差别甚至相反，此所谓“对象的体系性”；另外一方面，在阐述内容，即对象之间的关系时，也存在着形式的选择，形式的完整性同时倾向于理论的体系化，此所谓“逻辑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体系直接表现为科学的“最起码要求”。但是，我们是否就因此可以将体系化程度即体系的完整严密性视为科学发展水平的标志？显然也不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黑格尔之后就没有了科学了。
事实上，体系化思维方式正是影响近现代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种思维方式从哲学史的角度看正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产物。牛顿作为近代科学大师，他为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为了体系的完整性，将上帝设定为宇宙的第一推动，这就直接走到了科学的反面。马克思指出旧哲学只是满足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就拒绝了这种思维方式，而把基点放在用实践解决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这直接表现为新哲学变革实质的基本内容之一。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在建构了终极真理体系的意义上称黑格尔哲学为体系哲学。黑格尔虽然批评了“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但他自己也肯定，他的哲学是近代哲学逻辑发展的产物与顶点。事实上，在对“终极真理”也即所谓“客观思想”的追求方面，它与“形而上学”、“批判哲学”以及提倡“直接知识或直观知识”的学说并无二致。他基本沿袭了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分类标准来建立自己的哲学全书体系，它们之间的分歧与差异主要体现为思想方法即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方法的对立，这种对立只不过是：源于“客观思想”自身发展的辩证的有机的理性范畴取代了“从外面拾取而来的”主观的知性概念，成为体系发生、发展的尺度和动力。因此，按照恩格斯的指示，除了黑格尔哲学之外，体系哲学起码还包括“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
我们不难发现，以知性的体系哲学为出发点，整个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经过“经验主义”和“批判哲学”、“直接知识或直观知识”哲学，最终在黑格尔理性的体系哲学中完成了。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解释世界的旧哲学的基本构成。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体系哲学的关系问题就此转化为前者和整个旧哲学的关系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实质和核心。
旧哲学的发展进程与工业文明、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是基本一致的。知性的体系哲学本能地确保“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存在是可以认识的”，因为在它看来，对象既然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就自然能够为人类所认识。这种观点正确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充满自信的思想和政治立场。至于知性的体系哲学所具有的形而上学和独断主义特征，则既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立场相一致，又与工业文明发展的局限性相一致。出于自身的社会地位，资产阶级必须要把自己的思维形式和自己所面对的现实即社会存在简单地等同起来，以自己的主观的思维形式来思维世界；另一方面，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生产还只是在英国这一狭隘的区域取得自己的统治，面对欧洲强大的封建势力，它尚末表现出自己是一种普照的光、将打破一切外在制约、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绝对统治的能力，它需要借助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独断思维来确证自身的力量。
旧哲学的形式理性包涵着无法扬弃的矛盾：一方面，它把以数学和几何学方法为基础的形式主义的概念和推理体系看作是由“我们”创造的，另一方面，则把由这种认知体系所把握的“自然规律”视为是与人相异在、相对立的。这一巨大的矛盾在知性的体系哲学中还是被掩盖着的。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由人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经济规律日益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拨弄和控制着人的命运，人对此却无能为力。在这种社会背景中，休谟和贝克莱便通过经验主义把这一矛盾公开化了。康德批判哲学以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否定了知性的体系哲学家们的盲目乐观态度，尖锐地揭示出了这一内在矛盾，得出了不可知论并重新跌入宿命论之中。
深受古典经济学影响的黑格尔哲学不仅推动德国古典哲学走终结，而且也标志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最后走向终结。它不再像知性的体系哲学那样，把现实的矛盾隐藏在由知性所创造的堂皇的形式之后，而是牢牢抓住这种对立，并在现实的社会运动中寻求对立的解决。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及其抽象统治的原型就是形成了的资本及其现实的活动。《逻辑学》再现了资本的结构性生成，而整个《哲学全书》体系则揭示了资本包容一切的生产与再生产强权。在《逻辑学》中，黑格尔反复强调起点的重要性，为的就是正确地进入“客观思想”（即绝对精神）本身，不再以外在的主观思维建立形式体系，由此而形成的是一种内在同一的以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为本体的方法论体系。不过，黑格尔哲学并未能彻底贯彻自己的历史主义原则，而是和古典经济学家一样，为资本的似乎永无止境的扩张所迷惑，欢欣鼓舞地宣布历史的终结以迎合资产阶级关于千年王国的虚幻镜像。于是，从方法论体系的科学立场出发，黑格尔哲学最终还是在知性的体系哲学失足的地方失了足，宣称资产阶级社会就是全部人类的终极真理。
黑格尔之后，与马克思差不多同时代，也有不少哲学家从人本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立场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试图以个人（或者是个人的类存在，或者是个人的非理性存在）来消解绝对精神的抽象统治。但不管是费尔巴哈、叔本华、克尔凯郭尔还是尼采，都未能真正克服黑格尔哲学。因为他们用以解构的形形色色的个人，都不过是由绝对精神即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地生产出来的资产者。在黑格尔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的同时，他们把资产者永恒化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也是个人。但马克思正确把握了黑格尔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合理之处，把人看作是物质实践尤其是一定的历史性的生产方式的产物，从而获得了科学地理解全部人类历史的钥匙。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的、历史的、暂时的，这源于社会生活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并不因为理性的和解而消失，只能够通过现实历史的发展和由此准备起来的一定的社会力量的革命实践才能真正解决。在旧哲学停留于对现存世界解释和理解的地方，新哲学发现了改变世界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我们注意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原本还存在着建立一种历史哲学的企图，但是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建立体系哲学的空想，意识到新哲学只能是一种科学的历史主义方法：“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各个层次的顺序。但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3—74页。）作为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就在于从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社会规定出发，深刻认识和把握现存社会秩序的本质和真正趋势，作为改变现实世界的指南。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之后，马克思就一直致力于对现实的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的科学解剖，最终发现：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通过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而决定了一切社会关系的地位和影响，换言之，资本成为社会存在一切领域生产和再生产的原型，社会存在资本化了。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历史的考察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和运动趋势，并找到了“科学上正确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完整再现了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由此在《资本论》中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理论，形成了一个严整的方法论系统。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历程及实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有着较为复杂的背景，这一过程事实上从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开始的。它和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实际传播特点直接相关，也和第二国际领导人受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直接相关。一般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可以直接追溯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而在斯大林授意和直接参与下写成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形成最高点，这就导致对体系的批判也包括了对恩格斯的批判。这是不准确的。
为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实质，我们须首先澄清这一问题。毫无疑问，在马克思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而在恩格斯那里，则出现了关于一般外部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虽然恩格斯本人并未使用过这一术语。这一事实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纷争。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因此攻击恩格斯背叛了马克思，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批判他将走向了实证主义、僵化教条的、属于旧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塞入马克思哲学之中。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与讲坛哲学和讲坛经济学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尽管马克思为了能使其为一般工人看懂已经做了大量努力，但就其原发形态而言，它依然是相当艰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的理论武器和方法论指南，它只有掌握了群众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一般工人群众除了希望解决关系其历史命运的历史发展问题外，同时还希望能够对他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一般外部世界问题有一个明晰的了解，这就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新的必须回答的问题。因此，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自然面临一个普及化、体系化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确实是符合多数的要求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的。由于马克思长期忙于《资本论》的创作，这一任务主要就是由恩格斯来承担了。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之一、马克思长期的亲密合作伙伴，恩格斯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本质。在晚年，他向当时的一些青年理论工作者们反复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恩格斯尤其强调“我们的历史观”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2页。）， 这与马克思的一贯立场相吻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正确地指出：“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1页。），也就是说，我们总是以我们历史性的物质实践为中介来建构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世界”的认识。因此，首先，只在实践中才能够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其次，只有在科学的历史观基础上才能够形成对“我们周围的世界”的科学认识。马克思在这里实际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只是历史唯物主义所体现的哲学方法的提炼和推广！恩格斯后来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坚持和贯彻了这一思路，在方法论上与其说是通过自然研究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理论基础，不如说上运用黑格尔和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思想而对整个自然界作推广的应用和研究。当他说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方式时，就是极为深刻地坚持了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因为这说明了离开运动来谈物质和离开生产（实践）方式来谈人的存在一样，都是非辩证的。因此，恩格斯强调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自然观，而没有创造出“辩证法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来命名马克思和自己阐发的学说，因为，无论是对于马克思还是对于恩格斯而言，根本不存在一种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对等地位的其它东西。
但在后来由自然科学变革所引发的哲学争论中，辩证唯物主义却成为了斗争的中心。第二国际理论家、包括创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列宁，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的时候，一定意义上，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都随着论敌的语境而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地平。按照柯尔施1930年的说法，“结果是，在一个时期内，马克思和恩格斯新的革命观主要是通过作为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而运用于经验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才得以生存和发展。”（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这种状态严重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身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与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同质的“经济学”（考茨基）、“社会学”（奥地利学派）等。在自己所设定的特定体系下，第二国际内部展开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之争。虽然第二国际并未形成大一统的体系，但是其思维方式却十分明显，这就是随着19世纪90年代以后，涂尔干、帕累托、韦伯等人的崛起，在实证主义社会学确立学科地位的背景下，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也大多将马克思主义直接视为“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事件的自然科学”。
辩证唯物主义是否能够作为有效地反对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理解这个问题已经被历史证明。当斯大林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钦定体系写进教科书时，它所能够起的积极作用也为教条主义以及他本人所推崇的个人崇拜所制约。关于这个术语的历史，
在列宁那里，无论是反对第二国际和实证主义，还是在其著名的《哲学笔记》中，列宁在使用这个术语时，都没有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特征，而是视其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特征，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还保持着认识论的基本特征，没有抽象为对一般外部世界的全景式的概括。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前苏联意识形态化逐渐加剧，主要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经过苏联以阿克雪里罗德、米丁等为代表的一批红色青年哲学家的炮制，辩证唯主义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母体，膨胀为对外部世界的一般描述，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反过来倒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它的一个特例或运用了。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5页。）这种立场在1938 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公开而明确地作为教条肯定下来，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由此到达其顶峰。
从第二国际和前苏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之所以能够最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是没有客观原因的。一方面，它符合多数群众认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在这一点上，教科书体系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曾发挥过的巨大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在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前苏联、东欧所面临的被破坏和被颠覆的危险长期存在着。在这种条件下，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必然源于党内意见和行动的一致性需要，这为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社会主义建设力量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教科书体系从本质上反映的是旧哲学思维特征，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征是背道而驰的。
三、作为方法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的任务
旧哲学教科书体系的问题不在于它的表面结论，从解释世界的角度看，它确实达到了极高的科学水平。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它的体系并不完整。那问题出在哪里呢？从其实际后果看，它在理解马克思思想方面的教条思维和对马克思解释“必须如此”的个人崇拜做法，不能从根本上提供行动的指南，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质。因此，它越是精致就越是窒息了生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而极大地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本身。因此，我们批判这一解释框架，并不是批判它的体系所包含的缺陷或不完整性，以致重构一个让大多数人都接受的“科学体系”。
从根本上说，我们在当前对旧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就是要恢复马克思的科学批判方法，将之作为一种研究指南，而杜绝教条。如果从体系的角度来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也只能是一个确定的方法系统，而不是一个泛化的包罗万象的“TOE”（theory of everything）大全。前文已强调，在旧哲学教科体系形成过程，斯大林只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因此，仅仅从斯大林身上去寻找旧哲学解释框架的错误之源，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在批判斯大林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重新改写”的同时，将马克思的正确结论也一起抛弃，或者，仍然从马克思的片断结论出发，整出一个不同于此的封闭体系出来，同样也是一种错误。然而迄今为止，这一关键性认识都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形成共识。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上的“非体系化”理论运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非体系化”理论运动在本世纪有两次，它们正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上两次重大的片面化、庸俗化针锋相对：一是20年代肇始于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它开始所针对的主要是第二国际，稍后也直接反对斯大林体系；二是五、六十年代的东欧所谓“非斯大林化”运动。
卢卡奇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体系，还是方法？”这一问题的提问背景是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浸入所形成的第二国际改良主义以及被柯尔施称作意识形态化的“列宁主义”（这一点却是对列宁的误解）。因此，卢卡奇和柯尔施都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并回溯到黑格尔并由此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的一种传统，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客观地说，卢卡奇等人虽然在时代的理解上和理论与实践关系上并没有能够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他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这一问题却是一个基本问题。这一问题随着3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一些重要哲学文本（如《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等）的公开发表而复杂化，被引向马克思本人所摒弃的人道主义方向，由此引发阿尔都塞等人与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科学”与“人”的争论。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不足取，因为其人学主导本质是向前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倒退，但是，阿多尔诺的反体系哲学仍然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体系正是资产阶级启蒙以来的理性神话。
“非斯大林化”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的东欧爆发的，官方和非官方的马克思研究都从同样的理论前提出发：斯大林的教科书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但他们看不到这一点：虽然旧哲学解释框架是片面的，缺乏对马克思结论的理论论证和逻辑说明，但其结论恰恰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本人作出的，也是正确的。因而，在这些结论之外寻找“真正的马克思”，其必然结果是无根的，对于现实的解释同样是非科学的。正是这一特点，斯大林体系在东欧被质疑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就立即陷入多元，和各种思潮进行畸形的结合，产生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特别是在“实践”唯物主义框架下嫁接出来的人道主义哲学体系，直接影响了80年代之后前苏东的改革性质，最终形成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的“非体系化”运动看，它们的失误仍然在没有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实质。事实上，在反体系运动的最高点阿多尔诺那里，当他说明体系哲学正是启蒙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性神话时，只要再追一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哲学及其后续形态之间的区别也就可以凸现了，但是，阿多尔诺本人在“改造世界”的道路上也没有能够走入历史。
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方法的系统，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这一点出发的（注：关于这一点，详见孙伯＠①、张一兵、仰海峰：《体系哲学还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 《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当然，这里必须交待的是， 这一“系统”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形象概括，而不是指其结构的完整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史的变革，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描述，在本文第一部分我们已经简单地展开了。从立场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解释世界”走向“改造世界”，因此，他拒绝教条而倾向于认识和实践的指南，这种思维方式的彻底变革核心体现在马克思拒绝了作为独立于历史之外的“理性工具”和“概念体系”，而深刻地走向历史本身。
纯粹的逻辑学和认识论是一致的，这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共同之处，虽然辩证法作为在近代哲学高点之上实现了“科学”的功能，但是，如果将辩证法视为可能脱离具体历史实践对象的纯粹的方法，那无疑不能将马克思、黑格尔与后来韦伯等人的“科学”在哲学上区分开来。哈贝马斯触及到了这一点，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也只仅仅是将韦伯马克思化而获得一种批判精神。所以仅仅局限于认识论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功能也是非法的，因为这样就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康主义哲学以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哲学区分开来。这一点国内学者也已经指出来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反过头来强调体系，因为马克思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列宁所深刻揭示的“逻辑的分析必须和历史的分析一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要求。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方法系统的核心内涵。
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马克思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曾经强调：“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6页。 ）这一主题又在其《资本论》中得到深化，他指出：“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注：《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0页。）很显然， 马克思所追求的是基于人类实践本身对特殊社会的物质组织的连续解剖，而不是提供解释历史发展的终极性方案。正是这一点马克思才与黑格尔区分开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商品出发分析资本主义，这是因为商品不仅是资本主义分析的科学的逻辑起点，而且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起点。正是后一条件的支持《资本论》才得以可能成为科学。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黑格尔的逻辑学提出了科学问题，但他本人却没有能够走向科学。
我们经常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却是一个“颠倒”。但是这个颠倒绝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用唯物主义的范围（前提）代替唯心主义的过程这一简单的逻辑起点的唯物主义颠倒。列宁曾指出，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虽然按照费尔巴哈的方式（也就是唯物主义的方式）对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进行批判，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肤浅地驳斥一些议论，而不能根本是纠正这些议论的错误。因此，列宁强调他们却没有一个是理解马克思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因此也就没有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注：《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151页。），从而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列宁在这里强调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将客观的过程区分两种形式：自然界和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人在自己的实践运动中面向客观世界，以它为转移，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注：《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页。）黑格尔辩证法已经揭示了这一点， 所以列宁强调：马克思把实践标准引进认识论时，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注：《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但是黑格尔虽然在认识论上进入实践，然而其却停留在自己所构造的那个伟大的认识体系上，拒绝将历史本身视为实践的过程，因此其认识论上对近代哲学的变革最后成为保守的“构造体系的方法”。如恩格斯所阐明的那样，“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第203 页。）也就是说，黑格尔在正确地揭示辩证法之后，又将辩证法剔出历史，在辩证法之外又重新设定了历史的规律，即“绝对精神”。费尔巴哈用自然唯物主义的“人”颠倒了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绝对精神”，但又缺乏黑格尔的辩证法，因此在历史解释过程中，重新陷入唯心主义。马克思在费尔巴哈“颠倒”的基础上再进一步颠倒，历史既不是“绝对精神”的自发过程，也不是完全的“人”的自觉过程，它是主客体辩证作用的过程。因此，马克思的历史观不再满足于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解释，而是走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参与历史进步的过程（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核心思想，也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在其哲学方法上，如列宁强调的那样，是逻辑的分析和历史的分析，“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检验。”（注：《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1页。）
这一点正是体系哲学所忽视的，因此它趋向于以形式的完整性取代方法本身来作为科学的标准。而这一点，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过程中得到很好的反思，在现行的讨论中，关于体系的几个标准，无论是对象、内容还是逻辑结构等等，没有一点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性变革，因而也就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科学体系”区分开来，也更看不到当代社会科学的历史之误。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列宁、毛泽东还是邓小平，没有任何一个人为我们留下一个绝对完整的体系，相反，他们都在实践中科学地坚持了历史辩证法，也因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留下了科学的基本原理。这就历史地回答了“科学性或科学发展水平是否必须由形式的完整性和严密性来支持”的问题。
事实上，坚持从形式的完整性上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同志也强调，这个体系必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这也是一切科学的共性。”这里也就道出了坚持形式完整性的体系与科学精神的矛盾性，因为科学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在科学的发展史上并不存在“绝对科学”的体系。那些声称终结科学的体系无不成为科学革命的对象，而能够贯穿科学史不变的只是科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它直接表现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这也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邓小平在内的革命导师的思想系统的核心。在这里，我们充分看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的核心任务到底是完善一个体系，还是坚持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分析、解决现实的具体问题。我们必须历史地反思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用强大的“体系”指导下社会主义实践也会犯错误？为什么用强大的体系“武装”起来的一些个人会在物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
我们认为，在当前改革的年代，新的问题不断出现的年代，只有从思维方式上彻底摆脱旧哲学教科书的影响，深入历史进程本身，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则来考察现实本身，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中之重。相反，囿于体系，用一个“新”的范畴替代已有的范畴，用一个新的结构去替代原来的结构，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显现出“繁荣”之势，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方法却被排除在外。这就导致这样一个问题，现实需要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进行发言的时候，他们却说我们的体系还没有建构好。因此，当下，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有关指示是有益的。
毛泽东指出改造我们的学习和作风的核心就是：科学的态度和作风，它指“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因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0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