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在现代与西方哲学发生了深度缠绕，其背景即所谓“西学东渐”。今天，“西学东渐”正在成为历史，我们应当考虑“中学西进”的问题了，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历史使命。

“西学东渐”一语出自晚清维新人物容闳的回忆录《西学东渐记》，后被用以指称一个历史时代，它有几个预设观念：其一，中西比较及其中西对立的观念背景；其二，这是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对立；其三，在文化学术上，这是前现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立。但这些预设都应予以批判性反思。

首先，“西学东渐”是中西比较之后的一种选择。但这种“中西比较”并非正常的学术的比较研究，不过是当时中国人试图改造中国、寻求富强的一种方式。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这种“中西比较”、“西学东渐”中，如何能够保证中国的“中国性”？这种“中西比较”没有触及一个更为本源的思想视阈：所谓“中国”和“西方”这种对立是怎样在某种“共在”情境中被给出的？

其次，假如我们承认现代性渊源于市民社会的生活方式，那么，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乃至兴盛，至迟可追溯到宋代。事实上，宋明学术、明清学术中已经蕴涵着甚至展示出了一系列现代性的思想观念。现代性本身也需要反思，这在今天已是共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一个贡献就是达成了如下判断：事实上的“现代化”并不必然意味着价值上的“好”或“善”。

再次，“西学东渐”是一种纯粹历时维度的观念。但文明不仅有历时性维度，而且有共时性维度，亦即文明类型的问题。这里且不去追究“进步”观念本身的局限性问题，单纯历时维度并非判定一种文明的价值的唯一尺度。

建构一种当代原创的中国哲学，其前提是获得一种必要的思想视阈和方法。笔者曾提出“当代主义”的思想视阈。此所谓“当代”并非历史学的当代概念，而意谓“当下”。既然形而上者、形而下者都是存在者，那么存在者是何以可能的？形而上者、形而下者是怎样生成的，或者说是怎样被给出的？“当下”意味着存在，而不是存在者并生成所有存在者。

因此，当代原创的中国哲学必具有以下特征。

回归生活。我们须获得一种“存在”视阈，以阐明“存在者”何以可能。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意在追溯存在：万物（形而下存在者）← 有（形而上存在者）← 无（存在）。作为当下的存在，其实就是生活。所以，当代原创的中国哲学应首先回归生活。

重建形而上学。我们仍然需要某种形而上者，但这种形而上者不是理性主义的先验设定和科学主义的经验归纳，而是出自当下的生活感悟。形而上者实质上是一种主体性。具体的人的主体性由具体的生活方式生成。从形而上者到形而下者的过渡，首要环节就是范畴表，即对存在者整体的划分。中国最早的范畴表是《尚书·洪范》，而当代原创的哲学需要新的范畴表。

重建形而下学。在范畴表的基础上，对所有存在者进一步划分。最常见的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区分，即中国哲学所谓的“人伦”和“物理”，关于前者是伦理学及道德，关于后者是知识论及科学。当代哲学在这两个领域都有待于提出原创的思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