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日常语言，还是哲学研究中，“批判”都是最常见和常用的话语。然而，在哲学的视野里，究竟何谓“批判”?当我们使用“批判”这一话语时，其严肃和深层的哲学内涵和意蕴是什么?对此，人们却经常疏于考察和深究。这种状况是与“批判”在哲学中具有的重要地位不相称的。毫无疑问，“批判”是一切真正哲学的灵魂，是我们时代的思想和现实亟需培育和倡导的精神向度。但正因为此，对“批判”概念本身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与探讨，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批判”是一种“厘定界限”的哲学活动

批判首先是一种“厘定界限”的哲学活动。通过“界限”的厘定，祛除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对人的思想和现实生活的扭曲和遮蔽，从而推动思想解放与人的解放，这是哲学“批判”的重要内涵和基本工作方式。

在人类思想史上，最早从哲学视角对“批判”概念进行自觉和深刻论述的哲学家无疑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他说道：“我之所谓批判非指批判书籍及体系而言，乃指就理性离一切经验所努力寻求之一切知识，以批判普泛所谓理性能力而言。故此种批判乃决定普泛所谓玄学之可能与否、乃规定其源流、范围及限界者——凡此种种皆使之与原理相合。”[1]在这里，批判的主题是“理性批判”，“理性批判”的“批判性”体现在对理性的来源、范围及其限度进行厘定。具体而言，对纯粹理论理性的批判集中体现在对理性的超经验使用进行限定，防止其无条件的僭越并因此导致认识的幻象；而对实践理性的批判集中体现在对经验性实践理性的限定，防止其功利性、技术性、实践性行为对人的自由意志和普遍性道德法则的遮蔽。

康德对“批判”的理解揭示了哲学意义上的“批判”最为深层和精髓的含义。第一，他揭示了哲学的“批判”是一种针对抽象观念和独断教条的反思性活动，这种活动是自觉和主动的，发生于对抽象观念和独断教条的怀疑和重新审视。第二，哲学批判活动的精髓是“厘定界限”，即对抽象观念和独断教条试图超越界限，以无条件的总体性原理为追求的形而上学欲望进行限定，戳穿其试图涵盖和统率一切并成为“专横的形而上学女王”的幻觉。

大约200年之后，福柯在一篇回应康德《何为启蒙》的文章中，对“批判”作出了异曲同工的理解。福柯说道：“批判正是对极限的分析和对界限的反思，如果康德的问题是弄清认识应当避免超越何种界限，那么，我认为，在今天，批判的问题应当转变为更积极的问题：在对于我们来说普遍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东西中，有哪些是个别的、偶然的、专制强制的成分。总之，问题在于把在必然的限定形式中所作的批判转变为在可能的超越形式中的实际批判”，这样来理解“批判”，所导致的后果是，“批判不是以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来进行的，而是通过使我们建构我们自身并承认我们自己是我们所作、所想、所说的主体的各种事件而成为一种历史性的调查。从这意义上说，这种批判不是可被超越的，其目的并不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2]。在此，福柯特别强调了如下几点。第一，哲学的批判的实质是对“极限的分析和对界限的反思”。第二，对“极限”和“界限”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动机为了辨别“偶然的、专制强制的成分”并对之进行实际的反思和批判。第三，对“极限”和“界限”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最终目的是要宣告“形而上学之不可能”。

福柯对康德颇为微词，这不是本文探讨的对象。但在对哲学的“批判”的理解上，二人都把对“界限”的厘定和反思视为哲学批判的核心。

需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对“界限”的厘定和反思构成哲学批判的核心?或者说，何以哲学批判必须把厘定“界限”视为自身的工作重心和基本方式呢?

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的本质就在于其试图把自身膨胀为凌驾和控制一切的普遍性存在，并以此为根据驯服丰富性和异质性的自主生成和运动，从而导致“抽象对人的统治”。抽象观念在哲学理论上，最典型的表现是传统思辨形而上学，在社会观念上，最典型的表现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意识形态”，前者将以一驭万的“绝对”或“大全”式的终极原理作为追求；后者则“把特殊的东西当成普遍的东西”，并进一步把“普遍的东西当统治性的东西”。两者的根本取向均在于以同质性抹杀异质性，以元叙事消解多元化的局部叙事，以独断性的同一性原理取消思想和存在的流动性、变异性与开放性向度，等等，后者则进一步把这种同质性的、独断性的同一性原理和元叙事变为统治性和控制性的权力话语，并与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成联盟，谋求对现实生活的支配和控制。抽象力量是指现实生活中那些无限制膨胀并企图控制全部生活的社会存在，如现代社会中的资本、技术等，用海德格尔的话，它们代表着“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如同思辨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把自由和丰富性的思想蒸馏成抽象的同质性原理，“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则把无限丰富的和自由创造的现实生活削平为单一的抽象原则。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现实的形而上学，它把人的生命片面化为完全动物般的贫乏存在；而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是形而上学在现代社会的完成和最高形式，它把人削平为物的摆置者和世界图像的表象者。以上种种，无论是抽象观念，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抽象力量，都无不以跨越边界、无限扩张和膨胀为取向，在此意义上，它们必然是专横和专制的。

正是这种专横和专制的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的存在，内在地决定了“厘定界限”成为哲学批判的中心主题和任务。通过“厘定界限”，消解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对人的思想和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控制，推动思想解放和人的解放，是人的思想和生活对于哲学的内在呼唤，因而也构成哲学“批判”的根本使命。

“厘定界限”首先意味着要揭穿前述独断、专横的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的有限性或非无条件性和非绝对性，从而使铁板一块的封闭僵化结构出现松动、暴露缝隙，最终动摇其似乎不可撼动、“天经地义”的支配和统治地位。如前所述，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是以跨越边界、无限扩张和膨胀，并以此实现对人的思想和现实生活的全面宰治为取向的，对此，无论是具体科学，还是人们的常识，都是不予自觉反思的。与此不同，哲学的独特思想特质就在于通过反思批判性活动，揭示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无条件和绝对化外观下所蕴含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从而使这种外观所具有的幻象和欺骗性得到充分的显现。康德对思辨理性把握无条件的总体时所必然陷入的二律背反和先验幻象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及其这种内在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陷于崩溃的分析，即是通过哲学批判揭示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有限性的典范。

与上述相关，“厘定界限”揭示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的有限性，使“说完了一切”和“掌控一切”的“终极存在”从不容置疑的神圣王座上跌落下来，从而使强制性的话语权力与控制性的专横力量，失去了无条件的权威，在此意义上，哲学的批判就是对权威话语和压迫性力量的控诉、反抗和抵制，这是哲学批判作为一种特殊的哲学活动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选择。在此意义上，哲学批判必然具有“解构”和“超越”的精神气质。如果没有对权威性话语和压迫性力量的这种自觉的抗议和否定态度，哲学的批判活动就将失去其灵魂和生命，因此，这是区分真正的哲学批判和以批判为名出现的哲学赝品的试金石。如前所述，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代表着控制一切的超级话语和终极力量，因而它总是以“唯我独尊”的神圣的、免于批判的形象示人，哲学的批判就是要终结这种虚幻的神圣性，使之从“皇帝”变成“公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名言可谓最深刻地阐释了哲学批判的这一层内涵：“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之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3]而这一点最终落实为这样一个“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4]在此意义上，哲学批判对“界限”的厘定，宣告了一切终极真理、最高价值和最后权威的终结，哲学批判具有“反潮流”“反偶像”的鲜明性质。

哲学批判厘清“界限”，最终目的是为了释放被无限膨胀和扩张的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所窒息的思想活力与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与创造性；是为了让思想和生活真正能够“如其所是”、不受控制和扭曲地存在与生长，在此意义上，以厘定“界限”为鹄的的哲学批判并不是消极的否定和解构，而是要对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的“反义词”，即思想和生活的异质性、自由创造本性和面向未来的开放性进行自觉捍卫和肯定的思想活动。这一点构成了哲学批判最深层的价值关怀和根本旨趣。康德通过“理性”批判，限定思辨理性的界限，是为人的超越自然因果必然性的自由意志，以及以自由意志为根据的实践理性开辟独立的空间，因而也即为人超越物的自由和尊严进行辩护；马克思厘定资本逻辑的界限，是为了寻求超越资本逻辑、摆脱资本对人的统治，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现实道路。他们的工作均体现了真正的哲学批判的真谛，即“厘定界限”，最终是要通过“冲击边界”去“超越界限”，从而为被“界限”所阻隔和压抑的思想和生活向度打开闸门，开辟通道，创造希望。

“批判”是一种谦逊的内在超越活动

一提到“批判”，在人们的心目中，经常涌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裁决者的想象。在“批判”的希腊词词根中，的确包含着依某种标准进行裁决的内涵。在历史上，我们也经常把“批判”与某种真理在握、进行法官般审判的姿态内在关联在一起。在这种理解中，包涵三个相互支持和缠结的因素。一是批判者，他因为在知识和道德上的优越地位而拥有判断和裁判的合法资格和权利。二是批判对象，它代表着笼罩在蒙昧之中的虚假观念和荒谬行为。三是前者对后者进行判断和裁决，凭借至上的知识和道德把后者从虚假和荒谬中拯救出来。

这种理解所存在的最根本困境是：批判者是如何获得这种唯我独尊、居高临下的权威的?批判者何以会拥有可以批判一切却使自身免于被批判的特权?这一困境，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针对高高在上的批判者，即启蒙思想家指出的那样，“关于环境的改变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是一定要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5]。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批判者犹如悬空独立的上帝，而被批判对象则仿佛是迷途的羔羊。

很显然，这是一种充满着思想傲慢和话语暴力的“批判”，是一种蛮横和专制的“批判”。批判者置身于“批判”之外而自视拥有免于批判的特权，注定了这种批判必然是独断和外在的。

真正的哲学批判与上述意义上的“批判”有着根本区别，甚至可以说恰恰与之相反，哲学批判正是要通过对话将霸权和现实生活中的专制力量的消解，使一切以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出现的傲慢和强制失去“魔力”，在此意义上，人的谦逊而非神的傲慢正是哲学批判最为基本的精神气质。

哲学批判具有的谦逊的精神品格是由其思想出发点所规定的。如前所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批判并非要确立某种不容置疑的“元叙事”的独尊地位，或为某种现实生活中的终极力量提供辩护，而是要厘定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的界限，使之丧失唯我独尊的特殊地位。这说明，哲学批判是与思想的傲慢和生活中专制力量正相反对的超越力量。倘若哲学批判自身成为一种神似的自我迷恋，并从这种迷恋出发对人的思想和世界颁布后者必须服从的“神圣律令”，那么，这恰恰是哲学批判本身的自我异化。在此意义上，真正的哲学批判必然是谦逊而低调的。

哲学批判谦逊的精神品格植根于它对于人们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自觉理解，那就是：我们的生活世界是由不同的生命个体所共同参与、创造和共享的无限多样的开放空间，我们的精神世界是由无数心灵和头脑以充满个性的方式孕育和呈现，并在相互交流之中不断丰富和创生的自由天地。任何遮蔽、扭曲这种状态的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都是与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相敌对的。因此，哲学批判的功能不是为自身寻求某种思想特权，而是要成为人们自由的精神世界和丰富开放的生活世界的守护者。这即是说，哲学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特殊维度，它并不谋求其自身的利益，它的旨趣在于抵御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对于自由思想和丰富生活的侵蚀和殖民化，因此，哲学批判所显现的是一种真正“大公无私”的思想境界。恩格斯曾这样评价马克思：“他可能有过很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6]这正是对马克思毕生理论工作和思想贡献的恰切评价。马克思以资本主义批判为终身使命，其哲学批判不是要为自己谋一己之私利，而是如马克思所言，是“为全人类而工作”，它使那些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的代表者“不快”并成为马克思哲学批判的“敌人”，但这并非私人之间的敌对关系，而是自由个性的追求与压迫这种追求的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之间的根本矛盾和冲突，因而虽是“敌人”却并非“私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卷首引用培根之语说道：“对于余之尝试者不以之为创设一宗派或一私见，而确信为创设人类之福利及威权”[7]，可谓十分深刻充分地表达了哲学批判这一独特的精神气质。

哲学批判谦逊的精神品格更根植于它对于人深刻的自我理解，那就是：人无论作为生命个体，还是作为群体，甚至人类整体，在认识上不拥有上帝才有的“理智直观”并凭此抵达对“事物本身”总体性的终极捕获，在实践上更不拥有全知全能者按照某种现成真理去建构和改造世界的资格与能力。因此，人就是人，而不是人虽向往却永远无法企及的神；因此，人只能以人的眼光看待和改变世界，任何自诩为“终极原理”的知识、任何以真理之名号令天下、建构世界的行动，都是一种非法的僭越。哲学批判的重大任务就是要把人从这种僭越中唤醒，把他从不切实际的迷乱和癫狂中恢复到理智清醒的状态。在此意义上，哲学批判是一种“祛魅”化的活动。《圣经》有戒律：“不可僭用上帝之名”。哲学的批判正是以其特殊的反思活动来禁止这种僭用，从而使人作为人成为真理的探讨者和追寻者而非占有者，使人成为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而非历史的控制者和操纵者。在此意义上，哲学批判所体现的是人的眼光而非神的目光，超人的“神话”是哲学批判的“反义词”因而也构成其批判对象。很显然，这决定了“哲学批判”必然禀赋谦逊的精神气质。

由于对于人与世界的上述深层信念，哲学的批判放弃了外在的、高高在上的“立法者”和“裁判者”的角色，而体现为一种内在而超越的精神。所谓“内在”，是指哲学的批判深入思想和生活本身内在的脉络和逻辑，勘测和探寻这种脉络和逻辑不自觉的“缝隙”，即它所内在的“非自恰性”与“非完备性”，从而使其“自足完备”“自给自足”的幻象得以自行消解。通过这种内在的反思和批判工作，使事物本身暴露自己的局限性，从而推动思想不断向他者趟开自我超越的空间，推动生活不断向更广阔的领域实现更大的成长性和丰富性。马克思曾说道：“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即是说，哲学的批判不是从某种先验原则出发批判现实和预测未来的“先知式”的宣判和裁决，而是通过深入到“旧世界”内在矛盾的分析和揭露，使之充分暴露其不可克服的限度，并从这种限度的自觉中形成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哲学想象。

哲学批判的“内在超越”性质同时也说明了哲学的批判活动，是一种需要在历史发展中不断重新开始的、开放性的活动。如前所述，哲学的批判活动没有自己的独立领地，它的工作根源于对统治人的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的反思，而统治人的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总是具有历史性的，它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这一点决定了哲学的批判活动也必然具有历史性。人的思想解放之路没有穷尽之日，人寻求自由和自我解放之路没有终结之时，哲学的批判活动也必然与之相伴始终。不断地追问“此时此地什么是统治着人的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并为人的自由思想和幸福生活“保驾护航”和“开辟道路”，成为哲学批判活动的天职。这充分说明，哲学的批判活动犹如人的自由思想和幸福生活的“仆人”，它既“无家可归”，即它没有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地”，同时又“四海为家”，即它总是与人们对自由思想和幸福生活的追求相伴随，并与对同这种追求相敌对的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的反思与消解相始终。

人的生命的“自由”和“丰富”：“批判”最根本的价值旨趣

前面分别对哲学批判的理论性质和精神气质进行了阐发。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哲学批判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即是说，我们需要进一步澄清哲学批判价值诉求和价值旨趣，这是规定和指引哲学批判活动的深层动机和动力源泉。

毫无疑问，一旦哲学把“批判”作为自己重要的工作方式，它已经内在地把它所执着的价值关怀蕴含于自身之中。没有价值关怀的支撑，哲学批判活动将成为任性而且任意的理性滥用和意气用事。

哲学批判作为一种“厘定界限”的活动，所呈现的谦逊的内在超越精神，均最集中地体现了哲学最深层的价值归宿，那就是对生命的自由和丰富性的辩护，可以说，生命的“自由”与“丰富”，是哲学批判最为根本性的价值旨趣。

如前所述，哲学的“厘定界限”工作，其批判触角深入到思想和生活的内在脉络和逻辑，对其所赖以存在和成立的前提进行反思和追问，揭示这种前提的非自足性和非完备性，从而推动思想和生活的自我跃迁和超越。哲学自觉到：那些制约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生活的基本前提，虽然人们习以为常甚至视之天经地义，但由于其无边界的滥用，其中可能正包含着人们思想和生活的压迫性因素和力量，这种压迫性因素和力量制约和限制着人的自由，使人的思想和生活陷入片面和贫乏。

正是在此意义上，生命的“自由”和“丰富”构成了哲学批判的重大价值旨趣。捍卫人的生命自由和丰富性，破除遮蔽和压制人的自由的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构成哲学批判的重大深层动机。

这里所说生命的自由和丰富包括既相互内在关联，同时又相对区别的两个维度，一是思想维度，二是人的生活维度。前者指思想的自由创造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的丰富个性，后者指人的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和创造。思想维度的自由创造和丰富个性是人的精神文化世界不断进步的最基本前提，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和创造是人与社会健康发展的最重大条件，以一种哲学的方式为它们进行辩护，是哲学批判不可推卸的理论职责。

哲学批判活动对思想自由及其丰富个性的辩护和捍卫，最集中地体现在它对形形色色的“绝对真理”，以及以“绝对真理”为根据的话语权力的揭示和解构，通过这种揭示和解构，使被支配和压制的思想向度和可能性从强制性的结构中获得解放，并因此释放出自我生发和成长的空间。在阻碍人的自由思想和思想个性的敌人中，以“绝对真理”为名出现的话语权力是最为强大且最富欺骗性的，因为它自称代表着“真理”本身，具有普遍性的、无条件的有效性和客观性。其最有代表性的表现形式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的概括，“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特殊的东西当成普遍的东西”并进一步“把普遍的东西当成统治性的东西”，在“意识形态”幻象的支配之下，其他意识形式将被视为“非法”的存在而处于被排斥和压制的地位，它作为无条件的“大前提”，规定了一切思想行为和观念活动的轨迹和方向，很显然，在此状态中，思想自由和思想个性必然遭到窒息。哲学的批判活动正是要使这一无条件的“大前提”丧失其对于思想的规范力量，把每个不同的大脑从同质性权威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很显然，这种摆脱意味着巨大的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所要凸显的无疑正是思想自由和思想个性的价值向度。

哲学批判对人的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和创造的辩护和捍卫，最集中地体现于它对统治现实生活的专断力量的揭示和解构，通过这种揭示和解构，增进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自觉理解，推动人们努力改变这种不合理现实并为争取自身的自由而不断抗争。无论是肆虐的“权力”，还是无所不在的“资本”，它们作为“抽象力量”对人的控制，归根结底是剥夺个人选择自身生活方式和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自由。马克思曾这样批判资本的专断力量对人的生存状态所造成的后果：“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7]可见，当资本成为一种绝对的、至上的力量并成为人们生活无所逃遁的统治者时，人完全失去了选择和创造自身生活的可能性。而在绝对权力的统治下，人成了没有自由意志的机器，一切都按照事先规定好的规则，在“被决定”的状态下，机械般地思想和行动。同样很清楚，在此情形下，人对生活的自由选择和创造必然成为幻影。哲学的批判活动厘清种种“抽象力量”的界限，就是要揭示其与人的自由发展相敌对的本质，从而为打破“抽象力量”对人的控制，为人的自由发展开拓空间。

思想的自由是与思想的丰富性不可分割地内在关联在一起的。罗蒂曾言：“守护好自由，真理就会管理好自己”，可谓极为贴切深刻地表达了这种内在关联。以“自由”为前提，人的思想就将从抽象教条和强制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每个人的思想创造潜能将真正得到激发，每一个思想的大脑才有可能真正拥有“思想的自我”，真正的“思想个性”也将才能得到真正的养成和伸展。而“思想自我”和“思想个性”的凸显，必然带来思想的丰富性。在此，“丰富性”意味着思想的多样性、异质性与创生性，意味着思想之间充满活力的互动和交流，意味着思想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人的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和创造则是人的现实生活丰富性的基本前提。人之为人，一个重大标志就在于它能够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选择自己的人生，从某种人之外的抽象原则或者人之上的抽象力量出发规定人的生活，意味着人沦为物，沦为失去人性的抽象存在。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每个人的生活不需要遵循“标准”与“法则”，而是说，这些“标准”和“法则”是人自由的实践活动的结果，人们所遵循的生活“标准”和“法则”，实际是每个人以自身自由意志为根据的“自我立法”，正如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曾表述过一个重要思想：试图离开人具体的生活形式，在语言游戏之外寻找某种大写的规则来指导我们的具体生活，是不可能的，任何规则都只能在具体生活实践中才能生成并获得其意义。在此意义上，哲学的批判活动为人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和创造开辟空间，实质就是对人们生活实践中“生活规则”丰富性的辩护和捍卫，而对“生活规则”丰富性的辩护，必然同时也是对生活样式和生存意义的丰富性的辩护。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到，在哲学的批判活动中，内在地蕴含着以人的生命的“自由”与“丰富”为核心的价值追求。正是这种价值追求，凸显了哲学批判活动的真实动机和内在动力。这并非说，“自由”和“丰富”是其唯一的价值旨趣，而是强调这二者是培植和养成其他一切美好价值的基础因而具有突出的意义。只有在“自由”价值得到捍卫的条件下，真理、美德等才获得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只有在“丰富性”得以保障的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才能避免被“抽象化”的命运，每个人追求和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大门才能真正敞开。这充分表明：哲学批判并非流俗所理解的消极被动的“否定性”和“拒斥性”活动，而是呈现出十分自觉和鲜明的建设性和肯定性向度和意蕴。

【参考文献】

[1][7][8]康德，蓝公武译.纯粹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福柯，杜小真译.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3][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0、208、271.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