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受到人们的怀疑和奚落。高远的哲学理论有什么用处？它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落实和实现？按照传统的回答，哲学是爱智之学，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理论，哲学是无用之用，从而有大用。随着科学对哲学的不断挤压，哲学的不断边缘化，这样一些对哲学的自我理解，需要一个新的理论辩护。一定意义上，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仅仅单纯地为了满足人的理论兴趣和好奇心的哲学，这在当代已很难被人们接受，而传统的那种哲学是无用之大用的自我辩护，终究要显示出自己的大用来。那么哲学如何显示自己的大用？或者说哲学理论如何落到实处？
一、具体普遍的真理
面对近代科学的挑战，最早作出理论回应的应该是康德哲学。经由休谟经验论的怀疑论，康德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体系的独断论式的睡梦中惊醒。康德意识到，哲学再不是一切科学的女王，而成为一个如赫卡柏那样遭受驱赶和遗弃的老妪。为了拯救哲学，康德试图通过纯粹理性批判来为理性划界，重建科学的形而上学体系。为此，康德首先整合经验论与唯理论，提出先天综合判断，通过感性直观的时空纯形式证明了纯粹数学的真理性，通过知性纯形式的十二对范畴的先验演绎证明了自然科学的真理性。进一步，通过澄清知性范畴在运用于先验理念时产生的先验幻相及相应的悖谬和背反，康德实现了对以往形而上学的彻底批判。而为了回答形而上学何以可能，康德作出了现象和本体的区分，并用“纯粹理性的法规”为理性的使用划出明确的界限。康德最后的回答是，只有在道德实践领域形而上学才是可能的。由此康德建构了他的道德形而上学的体系。一定意义上，对于康德来说哲学最终落实到“人为自身立法”，落实到善良意志和自律的绝对命令，落实到人们大胆使用自己理性进行批判的启蒙精神。
相较于康德，作为传统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的回应或许更为典型。黑格尔并不满足于康德式的谦卑的理性。在《小逻辑》第一版的序言中，黑格尔尖锐地批评道：“一种浅薄的文风，本身缺乏深思，却以自作聪明的怀疑主义和自谦理性不能认识物自体的批判主义的招牌出现，愈是空疏缺乏理念，他们的夸大虚矫的程度反而愈益增高”。对于黑格尔来说，康德对物自体的设定使理性更多地停留在消极的层面上，其功能更多的是限定性的划界从而无法通达真理。按照黑格尔的说法，“那只能产生有限规定，并且只能在有限规定中活动的思维，便叫做知性”。黑格尔力图超越康德谦逊的理性，在思存同一的基础上来扬弃“物自体”。在他那里，理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实体即主体”。理性的对象不是异质的、外在的对象，而是理性通过自身固有的内在矛盾思辨的展开的全部过程。就哲学的落实这一问题说，如何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成为我们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外在的形式和方法，不是抽象的普遍性的真理。列宁认为在黑格尔那里，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是一致的。在这样的意义上，黑格尔辩证法是内容的辩证法，是面向事情本身的辩证法，只有进入思想内容（本体）自己运动的节奏才能通达辩证法。列宁认为，辩证逻辑“其中形式是具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按照黑格尔自己的说法，“方法不是别的，正是全体的结构之展示在它自己的纯粹本质性里”。因此，辩证法诉求的是真理的具体普遍性。而真理的具体普遍性的提出，是黑格尔对经验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给予的一个思辨的解决，是黑格尔对康德的超越。
黑格尔把哲学称作思辨的科学，认为哲学是科学之科学。相较于思辨的科学，他认为一般的经验科学，“一方面其中所包含的普遍性或类等等，本身是空泛的、不确定的，而且是与特殊的东西没有内在联系的……另一方面，一切科学方法总是基于直接的事实，给予的材料，或权宜的假设……都不能满足必然性的形式”。进一步，黑格尔认为，“哲学与科学的区别乃在于范畴的变换。所以思辨的逻辑，包含以前的逻辑与形而上学，保存有同样的思想形式、规律和对象，但同时又用较深广的范畴去发挥和改造它们”。而就支撑科学的内在的思维方式而言，黑格尔认为一般的经验科学依据的仍是表象的思维。黑格尔认为，“表象思维的习惯可以称为一种物质的思维，一种偶然性的意识，它完全沉浸在材料里，因而很难从物质里将它自身摆脱出来而同时还能独立存在”。而思辨科学即哲学遵从的是概念的思维或者说思辨的思维。思辨的思维，“让内容按照他自己的本性，即按照它自己的自身而自行运动，并从而考察这种运动”。通过思辨意义的思维即辩证法，进而通过思辨意义的概念，黑格尔超越了知性思维、知性概念以及素朴的独断性思维，并且把此二者作为思辨思维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中介环节，从而建构起能够实现具体普遍性、通达无限的哲学体系。
基于这种大全式的思辨哲学体系，黑格尔成为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那么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真理的辩证法要如何落到实处，落到什么实处呢？就个体说，黑格尔认为哲学理论能够解释个人的全部生活经验。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更有甚于树叶。因此，辩证法要解释个人的全部生活经验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概念或者抽象的普遍性（共相）层面上，而应基于包含了普遍和特殊对立统一之后的理念。正如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论述，格言在青年人那里往往只具有抽象共相的意义，而在饱经沧桑的老人那里却是打着时代烙印的、勾连着自身特殊的具体境遇的整个人生，因而是具体普遍的真理或理念。哲学作为这种具体普遍的真理或理念，既是哲学理论对个人生活经验的穿透和照亮，是哲学理念的具体性的证明和个体性的实存，也是个体生活经验的哲理性的升华，是个体通过哲学教养向人类普遍精神的提升，而在黑格尔看来，这也许就是人生的根本意义。
而对于人类文明来说，黑格尔辩证法的具体内容或者说具体普遍性，就是客观存在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理论自觉。从全人类的文明发展说，那就是具体普遍的世界精神。就哲学的落实来说，这里最关键的就是哲学深入“那历史的一度”，从而捕捉到或者说把握到它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或者说世界精神。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哲学理论的落实，就要落实到此处，这恐怕是哲学最为艰难的任务。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恩格斯才提出，辩证思维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把握“思想中的时代”，或者说意识到内容自身运动的辩证逻辑，就像老者通过自身全部的时代经验和人生阅历理解格言一样，必须通晓思维的历史与成就，站在历史与时代的高度上，让自己的思维跟上历史的潮流和趋势。
作为人类文明活的灵魂的哲学理论，需要有坚定的理性自信和理论勇气作形而上学的冒险，它必须尝试用新的概念或理念去把握自己时代那些显示出新的历史可能性的实体性的东西，使其获得历史范畴的理论形式。
按照马克思对自己时代的理论把握，当代世界仍是资本逻辑主导的时代。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当代世界每天都在进行着以民族国家虚幻共同体形式所进行的国际资本竞争。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一方所奉行的是他们主观任性的主体形而上学。在这样的意义上就可以理解这几十年来整个当代哲学的主题为什么是政治哲学。一般认为，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按照康德的世界宪法和世界公民的理想建立起一个规范国际资本和民族国家的国际规则体系。然而该如何形成这个规则体系呢？以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为代表，他们主张通过对话商谈形成所谓重叠共识或者公共理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共识还是一些主观意见。真正的国际规则体系的建立需要黑格尔和马克思意义上的客观精神和历史规律的基础。政治哲学需要客观主义的转向。我们只有沉入到资本逻辑的客观运动中，才能找到其自我否定的新趋势。简单地说，只有在国际资本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霸权国家无法承受与其霸权相伴的国际责任时，亦即维持霸权的边际收益趋零时，它才有可能心甘情愿地放弃主观任性，世界宪法和世界内政的政治诉求才有现实基础。
通过以上的分析，只有进入到世界的、国家的、民族的战略性的实体性内容之中，才能有真正的辩证思维，才能真正达到具体普遍性的真理。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对于我们来说，去寻找当代中国哲学真实的最紧迫的客观性的具体普遍性，这是哲学理论最为迫切的落实要求。
二、“内圣外王”的理想实现
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理论的落实或许更为直接。中国哲学较少受到形而上学的羁绊，更多关乎人性觉解的道德实践理论，即后人通常所说的“修养论”。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哲学理论的落实，最直接的，首先就是儒家修养论的落实，按照庄子在《天下篇》中的提法，是“内圣外王”。
“内圣”作为先贤的人格理想，要求人们通过修养的“工夫”达到圣人君子的人生境界，按照孔子的说法，可能落实到两个方面，一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实际是一种绝对的道德自由境界；二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这实际是一种终身学习——学习本体论的人生境界。而为了实现圣人君子的目标，孟子明确主张的修养工夫是“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那里，这种养气持志的修养工夫最后能够实现“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的修养境界。在《大学》中则有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样体系化的步骤。问题在于儒家修养论“圣人君子”的这种落实对人的要求太高。虽然“内圣”的人格理想在历史中的确造就了一大批璀璨的人格范例，但是却也因陈义太高而易生虚伪。而如文天祥在其衣带诏中留下的文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其中表明的按照今天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不触碰原则、大节无亏的境界。一定意义上，“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样一种不触碰底线、不违背原则、能够坚持理想初衷的大节无亏的要求要比“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圣人君子”更为现实，也更容易落实。况且，能够不失大节、至死不渝何尝不是“内圣”？
与“内圣”相对，“外王”则是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庄子的说法，“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而按照孔子的说法，“外王”是“内圣”的真正完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外王”在《大学》中体现为：“齐家、治国、平天下”递进过程。无论是对于庄子还是对于孔孟以至于《大学》，修养论落实的主体都是个人，于是才有“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主张。在这样的意义上，对于“外王”的落实可能最为紧要的就是孔子所说的“知天命”，进而“尽性”、“率性”，达到生命的完成。正所谓：“然则知命之学，故圣人造道之极功，而亦君子修身之枢要。”
一直以来，“天命”常被解释为事物自身的客观性的逻辑。如朱熹就认为，“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予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按照朱熹的引证，程子也认为“知天命，穷理尽性也”。（《四书集注》）但是按照孔子的说法，“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天道之流行而赋予物者”即“物之理”应对应“不惑”。孔子说五十知天命不是知天下兴亡、天下兴衰的那个客观天道，首先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的“天命”，在这样的意义上，“天命”应是人们对自身的生命界限的清醒意识。《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天命”就是每个人的自然禀赋，也就是每个个体生命可能达到的那个自然界限，因此才“率性之谓道”，把自身的禀赋充分发挥出来才合于道。“人类一切束缚皆可求解放，只有自性自行那一种最大的自由，他在束缚人，人不该再向它求解放。中国古人则指说此一种再无从解放者曰命。”钱穆先生对于“命”的这一解释可以视为我们的佐证。
基于对天命的如此理解，“外王”的落实，不是真要做哲学王，而是要让每个人“各正性命”，充分发挥生命的潜能，承担起修齐治平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在日用常行中践履笃行，中节中道，使家、国和顺兴旺。我曾认为，中国儒家传统所造就的中国人的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使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努力打拼的精神动力，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力量。“外王”的落实在知识分子或文人士子身上，则要做“国士”，即根据自身对自身“天命”的颖悟，担当起自身“天命”赋予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家国天下情怀”、“士大夫情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不基于作为“国士”对“天命”的自觉承担。“国士”较早见于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萧何论韩信：“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及至两千年后梁启超17岁中举人时被主考官盛赞“国士无双”，在这个意义上，国士实际就是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当者，或者说是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文化精神的体现和传承者。然“天命”殊异，诚如王阳明所说“即人人自有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王阳明：《拔本塞源论》）只要能够“知命”，有自觉的担当意识，能够“率天命之性”，充分扩充实现自己的天命，即为“外王”之落实。
如果以现在的哲学类型区分，儒家修养论的落实除了体现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内圣外王”，还体现在类似于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知言”的语言哲学。《论语》最后一句：“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朱熹释第三句：“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接着又引尹氏的话说，“知斯三者，则君子之事备矣。”按照现在语言哲学的说法，“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是理解人的行为的根本中介，“知言”也可能就是了解自己和他人的最基本的工夫。在这样的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孟子把“知言”作为自己一生成就的根本点。《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回答公孙丑何为知言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大致的意思是说，片面性的话，知道它被什么所遮蔽了，陷到哪种片面性里了；滔滔不绝的如庄子所说的大言炎炎的那种大话空话，知道它陷落到哪了；离经叛道的话知道它从哪离开正道的，从哪误入歧途的；理屈词穷的那种搪塞的推托的话，知道它的道理终结在哪。孟子的这段话直到今天还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从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理解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深刻洞见是不可忽视的：语言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没有离开语言的纯粹思维和观念，思维方式的改变依存于说话方式的改变。因此，要改变传统形而上学的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必须进行哲学治疗。”一定意义上，孟子的“知言”即，“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可以让我们获得交往、言谈的语义精确性，从而有效地杜绝或者至少遏止那种假话、空话、大话的泛滥和流行。
从“知言”出发，保持这种知言对语言的那种精确和敏感，杜绝官话、空话、大话、假话，我们的政治文明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形态。按照陈嘉映教授的说法，就是进入到所谓“讲理和说理”。我们认为，民主政治的实质就是讲理和说理，这就是“知言”所落到的实处。落到一种新的话语方式，新的讲理的方式。而这种新的讲理和说理的方式，今天看来：首先，任何基于不同群体利益之间矛盾的对话、商谈和谈判，都需要一种有限的利益诉求，不能是无限的利益诉求。其次，就是要有协商讨论的诚意。更重要的，实际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就是这种妥协协商和自我克制的公民素养。在这样的意义上，通过“知言”的落实，不仅能够改变人们的说话方式，更重要的是形成人们新的自我意识，从而形成新的生活形式。
三、实践地改变世界
基于实践或者说基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然成为学界共识。那么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应该怎样落实？这首先涉及究竟该如何理解“实践”这一概念。
海德格尔在晚期讨论班中论及马克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时说道：“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吗？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预设为工具吗？”海德格尔的这段话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旨在改变世界的“实践”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用德勒兹的说法就是，实践是一个概念束，它不会孤立片面地指称某种具体的脑力或体力劳作。我们认为，就一个哲学层面的概念说，实践含有黑格尔在哲学理论层面上所理解的实践，即对历史或现实中人们实践活动的一种理论抽象。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实践作为理念的理性冲力——认识环节而出现。黑格尔认为，“认识的过程一方面……扬弃了理念的片面的主观性……另一方面扬弃了客观世界的片面性；……前者就是认识真理的冲力，亦即认识活动本身——理念的理论活动。后者就是实现善的冲力，亦即意志或理念的实践活动。”
黑格尔以理论哲学的视阈，充分阐释了实践理念作为达到绝对理念最后一个范畴的意义，但其意义仍在于说明和解释世界。马克思从改变世界的视阈中特殊强调实践作为感性物质活动对自然世界和社会现状的变革，使哲学走出理论之外。但一些学者仅看到和强调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的根本转变和断裂，所以片面强调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客观性、物质性，甚至主张清除实践概念内涵的目的性、自觉性等主观性因素。高清海教授曾指出这样理解的实践使人的活动蜕化到甚至低于动物的水平。
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包含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传统，或者说是保持着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论维度，也可以说是包含着解释世界维度的改变世界。世界的改变只能通过人的生活和实践，但只有内在包含着新思想、新观念的“理论的实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在这样的意义上，新的哲学理论、哲学观念也是改变世界的力量。人们每天都在生活和实践着，衣食住行，担水劈柴，日复一日。但按照中国儒学的看法，“道不远人，远人非道”，“担水劈柴，也有妙道”，其关键是对生活意义觉解的不同。形上之道可以在形下的日常生活中得到实现和落实。我们通常说的既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又要有脚踏实地的努力工作，或者说要为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说的也是相同的道理。有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或共产主义世界观，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有了表达新的时代精神的哲学理念，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也会实质地影响对世界的改变。
我们认为哲学层面上的实践概念，首先就是人和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这是实践概念最基本的内涵。实践既否定了不切实际的主观的片面性，我们所说的改变主观世界，也否定了自在形态的客观世界的片面性，即改变客观世界。其次，也是最为根本的，辩证法层面上的实践，即包含着具体普遍性真理的实践。这样的实践的落实在于把握人们日常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普遍的实践意志。我们不能用马克思思想中的经验科学内容消解其形而上学的哲学部分，更不能基于一种经验科学层面上的实践转向来整个取代哲学。所以今天我们还得坚持哲学维度的实践理解，不能简单机械地把实践理解为某种计划的实施或意志的落实。正如海德格尔的批评，改变世界已然包含了对世界的解释、规划甚至憧憬。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不是现成的教条和公式，不是印发的工程蓝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落实当然要求我们继续继承已有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加以传播和宣扬，但更重要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仍然要求我们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劳作，去透视和捕捉时代精神的精华。比如，在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网络社会交织的今天，面对青年人新的时尚，网络话语等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如何去透视并定位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和新的时代气息？这就要求我们从青年人的文化心灵中去展望那个客观的时代精神的发展，因为客观的时代精神必须通过这种主观的心灵表现出来。我曾经主张建立哲学的青年心理学，通过这种哲学青年心理学去把握时代精神。只有更好地解释和理解世界，才能落实到更好地改变世界。
综合上文，我们简要梳理了康德、黑格尔哲学的落实、中国哲学的落实以及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落实。哲学毕竟不同于科学的经验实证，哲学理论要落到实处，首先还得保持哲学把握世界特有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取消哲学。其次，不要心存对形而上学的恐惧，哲学的落实不要忌讳形而上学的思维和话语。失却了形而上学的思想维度，哲学才真的失去了合法性。最后，哲学作为玄学，其“玄虚”的形而上学的思想维度不是霸权、不是恐怖，最后总要落实到生活本身。按照王阳明的说法，哲学总能落实到真切笃实、明觉精察的知与行。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5期，录入编辑：杨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