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回顾学术研究历程，您是怎样走上哲学研究之路的？您在哲学领域取得了哪些研究成果？
邓安庆：简单来说，就是“一条道走到黑”。1984年，我在山东大学哲学系读完本科，硕士师从著名哲学史家、黑格尔哲学著名专家张世英先生。当年他在湖北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德国哲学研究所”，我是这个研究所的第一届研究生，后来在武汉大学取得哲学硕士学位，师从武汉大学哲学系杨祖陶、陈修斋教授，继续攻读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上，也难说一开始就非常坚定，有很多偶然因素。但是大学二年级以后，学了西方哲学史，就被康德哲学所深深吸引。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上世纪80年代，美学非常热门，高尔泰的《美是自由的象征》打开了我通往哲学之路的大门。从美学到哲学，无论是康德、谢林还是黑格尔，都把自由作为最高价值、核心概念，这和我们通常理解的任性、任意完全不一样。自由必定是法治下的自由，唯有自由存在者，才是一个主体性的存在，才能有法律的、道德的、伦理的责任担当。德国哲学这样一种实践哲学，是通过法治、伦理、道德、审美等环节来实现的。所以，后来我就沿着自由、美、生命这样的研究方向通向一种存在论哲学。
学术研究方法上，我坚持杨祖陶、陈修斋先生传下来的“笨功夫”，一边翻译一边做学问。我的哲学导师们都是贺麟先生的学生，贺麟先生开创的哲学研究传统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强调边翻译经典原著边做学术研究。一直到现在，我都坚持先做翻译，后写论文，翻译与研究并重。这样做学问的一个基本好处，就是研究的“学术性”是原汁原味地从第一手经典文本中来的，其“权威性”不会被“人云亦云”的第二手、甚至第三手诠释性的意见所左右，保证自己学术研究的“前沿性”和“纯正性”。博士期间，我主要研究德国古典哲学里面国内研究最少的浪漫主义哲学家谢林，完成了《谢林》《施莱尔马赫》和《叔本华》等三本专著。相应地，我也把他们最有代表性的经典名篇翻译出版了。到现在，我已经出版的学术著作10部，与之对应，翻译出版的经典著作也正好有10部。
但是，高校现在普遍不把翻译视为“学术成果”，以“经典翻译”促进学术研究这一传统也就越来越不受重视，因此很难作为一个研究方法继续存在。许多人觉得自己外语好，完全可以直接读原著，不用看中文翻译。但实际上，一部经典原著是自己通篇翻译，还是为了写论文随手翻阅、摘抄几段名句，是不在一个层次上的。翻译是对作者思想论证的全面系统理解，而一般的阅读往往只会根据自己学术研究的主观需要去挑选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来读，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阅读方式。
记者：虽然现在有一些人认为哲学是“无用之学”，但其实还是有更多的人想去学哲学、用哲学。您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学哲学，怎样用哲学来指导生活？
邓安庆：受急功近利的思维影响，哲学常常被人误认为是“无用之学”，说它既不带来“面包”，也不赐人“长技”。但追求实用仅仅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基本维度，这个维度仅仅只能把生活维持在一个最基本的“生存”层面、最低级的层面上。人的生命是高贵的，只有哲学能教导我们，我们每个人是值得过高贵人生的。人之“贵”全然不在于他的面包、财富，而在于他生命的高贵气质，这种高贵气质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一个人的知识、才华和教养自我造就的。真正的知识、才华和教养的获得，非哲学不能成之。
哲学的最大本性，是求得一种大智慧。所谓大智慧，从知识的形态来说，就是要找到事物、世界的“根”。所以，就此而言，只有哲学才有可能使我们具有“真知”，这既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算术之知”，也不是求解“太阳晒石头热”这样的“物理之知”，而是对“世界”（万物）的“第一原理”的“知”。这样普遍的“知”才可能使我们超越狭隘、跳出自我，获得从“世界”与“人类”的视野来思考的才华和教养。只有具备这种普遍化的视野和心胸，人才具有“人类的高贵性”。
哲学让我们发现生命的美，不只停留在一个低层次上，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是一种高雅的生活、体面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人们需要哲学，实际上就是希望哲学能将其引向这种通往高贵生命的自我造化的道路。真正的“哲学”从来不能作为一个名词，作为一种现成的“知识”或“意识形态”灌输给谁，哲学之能受用，根本的是要把哲学作为一个动词，作为一种“务本”的思想活动而融化到人的血液中，变成其精神或灵魂的品质，从而对生活形式乃至生命进行“自我塑造”。
记者：您近期主要在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
邓安庆：我主要研究纯粹西方哲学，后来研究伦理学。伦理学的一个目标是“人本身”的自我造就，而伦理学的“学术性”，就是探讨人之为人的美好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如何才能够活出作为人的有尊严的生活。所以，我最近关注的一个课题是，人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在各种复杂的、世俗的世界中是如何可能的。
所有人的生活，都不是单纯“原子化”的，要在和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实现，要在与自然、社会、国家的共同生活中实现。那么，当你要追求的好生活与他人追求的好生活冲突了怎么办？形成我们能够共同遵守的规则，就成为伦理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核心。关于这一核心，我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上，二是我们每个人要有更高的审美意识，来审视自己的生命意义，而不是局限于外在的成功。
无论是伦理还是道德，都是基于自由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意愿把善作为行动的原则确立下来，让做善事成为我们的行动原则、做人原则和处事原则。伦理学研究首先要确立自由是伦理道德的基础。虽然在我们的传统里，没有特别从理论上确立自由是伦理道德的基础，但这样的思想萌芽还是非常多的，孟子讲“浩然之气”，孔子讲“为仁由己”，老庄讲“道法自然”，都强调仁爱之心不是外在强迫的，而是“自然的”“自愿的”，但这种自然、自愿的仁爱善举如何落实在一个自由人格对于社会普遍正义而非个人美好生活的追求上，成就一个自由存在者的尊严和担当，这依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重大课题。我现在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试图从中西伦理比较的角度出发，把我们中国文化中作为“总德”的“仁义”和西方文化中作为“总德”的“正义”，在正视其差异的基础上，发掘其可以融通的部分，重建现代人（不问西东）普遍的伦理总德：正义仁爱，以此证明人类配享自由与有尊严的生活。自由与有尊严的生活，才是合乎人的本性的真正美好生活。
记者：在治学方面，您有何经验与青年学者分享？
邓安庆：现在，互联网已经把整个世界联为一体，我们青年一代走向国际化，学外语的条件特别好，掌握一门外语变得不是难事。但是，做学问最关键的还是传承，而学术思想的传承最重要的途径是对经典的诠释和理解。做学问没一点懒可偷，一定要立足于原著，立足于自己潜心翻译，对经典的思想论证有清晰的把握，把它放在问题史和学术史的天平上加以衡量，让自己的思考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
此外，要树立问题意识。做研究“不问西东”，不要有中西对立、严格区分的意识，多从“真问题”本身出发，审视作为人且不分东西方，该怎么理解、怎么解答，这样才能够理解和解释我们所要真正面对的问题。
记者：请您用一句话寄语新华日报《思想周刊》。
邓安庆：反映时代精神风貌，报道中国人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
记者 魏晓敏 记者 杨丽
（原载《新华日报》 2019-03-05 014 思想周刊·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