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 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科学技术是如此, 哲学社会科学也是如此。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绩的同时, 也推动了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综合国力的提升。改革开放40年是哲学社会科学引领、参与与推动的40年, 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突飞猛进的40年。离开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实践, 是很难客观评估中国哲学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绩。

一、从哲学的政治性向哲学的学术性回归

关于哲学是不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问题目前国内外学界有所争论, 但对于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理论这一点大家却有着共识。客观地说,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哲学研究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说的一无是处, 至少在两方面是有成就的:一是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西哲学史研究基本原则与方向是正确的。对此, 金岳霖曾这样说过, 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 所以他放弃以前的学院哲学, 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哲学, 并立志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从研究成果来看, 从1956年至1966年, 仅西方哲学著作翻译就达129种之多, 由此可见一斑。[2]但也存在简单化、粗俗化特点, 把整个哲学的发展简单地看成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 且对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把它们与政治斗争相连, 粗暴地认为整个哲学发展史就是先进阶级与落后阶级斗争的历史。从一般意义上讲, 哲学的党性原则并没有错, 但判定哲学党性原则的方法却是十分复杂的, 毕竟哲学不是政治斗争的最直接表现, 它是众多意识形态形式中最远离经济的形式, 有着复杂的知识形式与学术特征。正如任继愈先生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所说, 中国哲学史研究不能“只要找出某家某派哲学产生的根源, 指出它是为什么人服务的, 就认为任务已经完成了”, “哲学史所关心的是哲学家的思想体系”, “哲学史讲的是思想, 哲学史的发展只能是思想的发展”。[3]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让哲学回归自身, 让哲学回归思想与学术。

改革开放后的哲学发展自然要从改革开放初期两次大讨论谈起:一次是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次大讨论既是一次政治解放、思想解放, 也是一次学术解放。通过这次讨论, 学者们不仅深化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的认识, 更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作为哲学重要基础之一的认识论突破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它带来的不仅是关于认识来源、认识方式与认识形式等方面问题研究的深化, 更会带来整个哲学观的变化。因为, 认识是所有哲学家建构自身哲学体系的基础, 认识方式的变化会带来整个哲学思维方式的变化。另一次是1980年至1984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尽管这次讨论观点争论十分激烈 (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人道主义能不能作为一种世界观与历史观”。一方认为人道主义只是一种伦理观与道德观, 不能作为世界观与历史观[4];另一方认为人道主义不仅是一种价值观, 也是一种世界观[5]) , 最终在学界没有形成根本看法的一致性, 但在哲学必须关注人的地位、人的价值和人的发展等重要问题上却达到了基本共识。由此, 它推动了国内价值哲学与人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认识论、价值哲学和人学等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自然要求对整体哲学观进行重新审视与疏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角度看, 有两场讨论值得总结。一是上个世纪90年代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关于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作用, 列宁早就提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6]的说法, 这次争论主要集中在实践观点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这次争论取得的成绩是认识到实践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首要和基本观点。因为, 社会历史中的一切都是通过实践形成的, 并要通过实践深化发展, 任何时期的人类都需要面对特定实践中的问题并通过具体实践方式加以解决。实践观点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是联结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以及自然与人本等之间桥梁, 也是化解它们之间矛盾关系的途径。因为, 在马克思看来, 从一般意义上可以把人类历史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 即主体不断改造客体并发展自身的过程, 整个人类发展史既是合规律性的历史, 又是合目的性的历史。这一思想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层学理性特征, 为解决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等重大现实问题以及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提供了学理遵循。但不能不说也带来了一些理论误导和理论误区, 如认为实践的观点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和基本观点就值得高榷。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世界观 (本体论) 、辩证法、认识论与历史观等, 后两者自然跟实践密切相关, 但前两者特别是自然观则跟实践无关。因为, 自然是早于人类实践的存在, 人们可以改变自然的存在方式, 但却无法改变自然的存在性质。一些学者之所以把实践观点也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首要和基本的观点, 是因为他们混同了自然与自然观两个概念。自然观是指对自然的认识, 它当然跟实践相关, 但其根本性质却是由自然自身的客观存在 (本体性质) 决定的。把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只看成是一种与实践相关的对自然的认识, 实质上只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一种认识论, 而否定了其物质本体论性质。当然, 也有学者以强调自然只是实践中的自然、人们无法认识实践之外的自然等方式去论证自然对实践的依赖性, 可这样的结果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研究的意义, 以一种历史观取代了作为人类生存基础的自然观, 或者说是以一种人化自然式的自然观取代了自在自然观。可这样做的结果无疑不是增强, 而是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尽管从一般意义上看研究自在自然是有难度的 (因为它们是存在于人们实践或认识范围之外的, 而人的认识往往又是无法认识实践或认识之外的事物的。这就是西方哲学史上所谓的“自我中心困境”) , 但不等于无法对其研究 (恩格斯就提出通过哲学与自然科学长期发展对其研究) , 更不等于研究它没有意义。目前以生态平衡破坏带来的种种危害相当多都是由人们至今还没有认识到的自在自然引起的。事实上, 不仅从自然观上看, 物质是本体;即使从历史观上看, 物质 (即社会存在) 也是本体。实践在历史观上有本体性质, 不等于就可以否定比其更根本的社会存在本体性质。也就是说, 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观点, 仍然是以物质为本体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观点。二是21世纪初发起的关于“回到马克思”等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跟当时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MEGA2) 编辑出版相关。阿尔都塞曾认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论证马克思思想转变时存在“回溯式”的方法 (即用成熟以后的马克思思想推论成熟前马克思思想的变化) , 这一说法虽然不完全正确, 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 不仅马克思以后的思想家要发展马克思主义, 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在成熟后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有发展就会有变化, 这一变化既表现在后来者对前者思想的深化和系统化上, 也表现在因时代的差异不同思想家对一些问题的凸显而对另一些问题的淡化上。因此, 发展马克思主义更应该从源头上入手, 真正弄清弄懂马克思思想。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 “回到马克思”的提法是有积极意义的。学者们通过对马克思不同时期未发表著作的细致与比对研究, 确实深化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 (目前有些成果已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版上) 。但也带来了两方面问题:一是淡化甚至否定了马克思以后包括恩格斯思想的作用。一些学者似乎认为斯大林、列宁甚至恩格斯的思想都不能代表马克思思想, 它们都达不到马克思哲学高度 (对此, 本文因篇幅所限不作评论) 。二是导致了文本主义与认识相对主义倾向。文本研究自然是哲学向学术回归的重要表现, 但仅仅立足于文本是很难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真谛的。因为, 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 相当多马克思著作是因实际需要而写作的。离开其实践背景, 很难说把握的是真正马克思思想。另外, 一些学者把哲学解释学中的一些说法引入文本研究, 认为文本研究只能是主客体的“视域融合”, 因无法进入经典作家的“原境”, 因而所有解读都只能是带有明显解释者特点的解读, 解释者永远不能“走进马克思”, 最多只能“走近马克思”。 (对此, 当撰文另述)

瑕不掩瑜, 尽管在讨论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毕竟都是学术探讨;学术探讨就应该允许出现不同观点, 学术问题及其相应结论也只能在学术讨论与争鸣中得以解决。相信, 真理会越辩越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发展的同时, 中、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者们在进一步厘清哲学与政治关系的同时, 更加侧重于从学理、从范畴体系以及不同学术派别产生与发展的学理路数来研究中、西哲学史, 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除了出版了多部权威性的《中国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之外, 还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维特根斯坦全集》和《康德全集》、《中华道藏》等, 并陆续编辑出版巨大工程的《儒藏》。为了配合与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庞大规模的《马藏》工程也启动了编纂计划。

二、在积极回应重大现实问题中发展

中国哲学在研究、处理和解决“哲学中的问题”时, 始终没有忘记对“问题中的哲学”的研究与探讨,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问题中的哲学”直接规定并影响着“哲学中的问题”的研究与解决。中国哲学一直在引领与参加改革开放中前进与发展。从改革开放初期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探讨, 到社会主义本质和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讨论, 再到马克思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三种社会形态的划分 (即物的依赖社会、人的依赖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 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 都是以实践问题为导向的, 并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在此, 需要重点提到的是两项研究:一项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研究。客观上说,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 有的只是关于社会主义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的划分 (即低级阶段为社会主义, 高级阶段为共产主义) 。这跟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研究主要对象是西方发达国家这个基础有关。可现实的问题是, 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 真正成功的却是东方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这就不能不说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道路的选择提供了难题。于是, 有学者就以“告别革命”的方式否定革命的合理性, 还有学者以生产力水平落后为理提出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这一课等说法。对此, 马哲学者找到了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述。马克思在回答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关于当时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十字路口时应选择怎样道路时提出, 像俄国这些具有原始共产主义基础的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如果说这一思想有力地回击了“告别革命”说法的话, 那么, 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依然需要寻求思想资源去解释和解决 (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是建立在生产力发达的基础之上的) 。于是, 马哲学者又深入到列宁晚年遗嘱中。列宁一生中的贡献很多, 但最重要的贡献应该有两个, 一是提出并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二是提出了落后国家如何进行建设的思想。列宁十分清楚他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有区别的, 因而其建设方法应该有明显不同 (前者是建立在生产力发达的基础之上, 后者是建立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基础之上) 。在推行了短暂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 他就实施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及其依据在像《论我国革命》、《宁愿少些, 但要好些》等列宁晚年遗嘱中得到说明。这里, 列宁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对生产力落后国家如何从事建设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从经济上看, 有两方面内容, 一方面从国内看因当时苏联生产力并不发达, 因而必须搞商品经济;另一方面从国际上看, 苏联要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 就必须通过与西方国家做生意的方式尽快提高生产力水平。尽管这些观点与看法从今天的角度看可能不够全面, 但它的探讨无疑为改革开放初期“改革”与“开放”政策的奠定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另一项研究是关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人对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提出质疑, 随着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有西方学者提出“趋同论” (国内也不乏认同者) , 近些年来随着“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势力的抬头, 一些人对全球化的未来出现了担忧与困惑。那么, 究竟如何看待全球化本质及其未来呢?这就需要回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 他们认为自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人类历史渐渐走向世界历史。因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因而它必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向全球, 让世界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因资本的本质就有反资本性, 因而资本逻辑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反资本主义的过程, 其结果自然是社会主义。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世界历史发展与全球化状况与今天有很大不同, 但从根本性质上看今天全球化发展现状却兑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 其理论遗产为我们今天树立正确的“开放观”与“全球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了这两项研究之外, 为了回应与解决重要现实问题, 哲学研究渐渐出现了众多部门哲学, 如社会发展理论、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等。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也参与了回应与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 它们在对民族国家、民主与人权、公平与正义、物质与精神等问题的探讨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在像现代性等重要问题的探讨中, 包括海外研究儒家思想的华人学者都参与其中, 其相关观点与思想为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有益思路。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中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西方, 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解读自然有益于深化理解并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 实践唯物主义的探讨就得益于对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 但也存在过度“以西解马”的现象, 如以黑 (黑格尔) 解马、以康 (康德) 解马、以海 (海德格尔) 解马和以亚 (亚里士多德) 解马等等。

三、在不断对话交流中前行

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一方面苦练内功, 另一方面加快与国际哲学的交流与对话。每年都派出若干学者到西方国家进行交流、访学和深造, 同时也邀请了相当多的哲学名家来国内讲学。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申请加入了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 并每年都参加以后的世界哲学大会。2018年8月世界哲学大会首次在中国召开, 来自世界121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余名哲学家代表和哲学爱好者受邀参会。在与国外同行交流对话中,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哲学思想, 提升了中国哲学形象。同时, 国内同行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 尤其是召开的几次中西马哲学对话会议取得了一定成效。

这里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两项研究, 一是后现代主义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产生于20世纪中叶的西方社会, 上个世纪80年代介绍到中国, 尽管接触与研究时间不长, 但中国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发展步伐却很快, 除了对此产生背景、主要观点与主要人物进行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外, 还对其社会实质与进一步发展作了追踪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意义不完全在于它是西方哲学最新发展思潮, 还在于它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与对整个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上。通过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西方现代性两个重要哲学元素———理性与主体自反性的揭露和对西方哲学逻各斯中心及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批判, 让中国学者明了了西方哲学的弊端与局限, 并看到了用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和发展西方哲学的希望。在这一过程中, 不少国内有影响的中哲、西哲和马哲学者都参与了讨论, 讨论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哲学思维, 增强了中国学者哲学自信。但现代性与西方哲学并不像后现代主义哲学批判的那样简单, 其中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在机理与现实生命力, 不是简单用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维取代西方哲学主客二分思维就可以解决哲学中的问题与现实中的矛盾的。事实上, 天人合一思维与主客二分思维并不构成一对根本性的矛盾, 若只有主客二分思维, 自然达不到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和谐性理解;但若只有天人合一思维, 却也无法达到对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深刻洞察。西方主客二分思维在带来西方社会发展的同时, 也造成了其难以克服的矛盾, 但这一矛盾不仅仅跟这一思维模式有关, 更跟其社会制度有关。而社会制度又有宏观制度与微观制度, 只解决其一都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但不管如何,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西方哲学与现实问题的剖解, 为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对话尤其是中西马哲学对话创造了很好的契机。相信通过这一路径深入推进, 中国哲学会有美好的未来。

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相比,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要早一些, 改革开放初期就有了较系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过, 此时更多是把它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哲学加以批判。后来,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化, 渐渐认识到了它的合理价值。于是, 又进一步拓展了对它的研究。从目前研究现状看, 除了较早就研究过的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外, 也对上个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包括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与文化学等多个领域。跟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类似,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更重要的价值是它们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某个重要思潮, 并以此力图解决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从对它们的研究中往往能捕捉到理论发展的现实方向, 也能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突破口与增长点 (目前其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已运用于马哲研究甚至马哲原理之中) 。当然, 这类研究也存在“跟着走”的问题。应该看到,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回答并解决当代理论与现实问题, 但他们的立场与价值取向与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有着重大差别的。

四、问题与展望

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实践, 也有着中西马三大重要哲学资源, 但若与改革开放初哲学的影响力相比, 目前哲学研究明显滞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与要求。个中原因, 除了有黑格尔所说“哲学是黄昏之后起飞的猫头鹰”有关之外, 跟目前哲学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也息息相关。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 为了创造出更多更好可以与实践相媲美的研究成果, 未来哲学发展应该在以下方面下足功夫:

首先, 要自觉树立中国哲学意识。与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单一性相比, 目前的哲学研究呈现中西马三足鼎立之势 (当然不排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西方哲学研究的指导) , 这说明中西哲学在发展壮大的同时, 也不能不让人们感觉到中国哲学主体意识的缺失。这既跟马哲学术性提升不够和融通中西哲学能力不强有关, 也跟中西哲研究中马哲学意识不强和哲学站位有关。中西马各有优势, 不能以各自本位的方式来确立中国哲学主体意识, 也不能简单地以是否产生于本土为依据裁定中国哲学主体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部分西方哲学虽然都是外来的, 但自传入中国后已深深地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与生活, 它们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哲学主体意识的原则自然要立足于本土, 但又不能仅限于本土, 还必须放眼世界和时代发展, 必须真正做到“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在这个全球化时代,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哲学与文化发展, 必须推进本土文化世界化与世界文化本土化双向建设过程。只有将“本来”、“外来”和“未来”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形成的既具有本土性又具有世界视野、世界影响与世界穿透力的文化, 才能成为中国哲学主体意识的核心价值。从中西马哲学历史发展与现实影响力来看, 中国哲学主体意识确立的依据和原则应该是马本中体西用。

其次, 要加强哲学学术性与思想性有机结合。与上个世纪80年代刚打开国门后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你方唱罢我登场相比, 90年代的中国学界似乎冷清了很多。一时间, “思想淡出, 学术凸显”悄悄地在学界流行, 至今未衰。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学术浮躁, 这种状况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没有学术支撑的思想是浮浅的, 学者的本职工作就是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学术研究。但只是强调学术性的学术并不是真正的学术, 真正的学术必须能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影响世界和人们思想。这一点无论是从中国哲学的经学致用特点, 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本质来看都是无庸置疑的。即使西学它也关心并希望影响世界。目前中国之所以在众多世界问题上发不了声、没有更多话语权,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学术 (当然学术研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不少领域还有很大差距) , 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思想 (当出现有理说不清的情况时自然跟学术与知识体系跟不上有关) 。而要增强学术研究的思想性, 光停留在文本研究之中是不够的, 必须接触现实, 在借助已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通过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去提炼与把握其中蕴含的深层思想。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思想性不是矛盾的, 而是互动的。而且, 只有在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中, 中国哲学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再次, 要推进哲学深度交流与对话。真正的哲学思想往往是在交流互动中产生的。其中, 对外交流自然很重要, 对内交流也十分重要。借助于后现代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加强中西马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可以达到推动中国哲学发展的目的。但这毕竟是外在的。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是所有哲学都碰到的问题, 也许只是它们自身哲学内部问题。把别人哲学内在问题也看成自身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最终可能缘木求鱼。中国哲学应该立足于世界哲学的发展, 从自身的哲学问题出发去求解难题, 才可能得到有益的发展。当前的中国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丰富的中西马哲学资源, 而且还有百年之久的中西马碰撞与融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这些都为我们自己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中西马对话交流不仅要从问题入手 (包括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 , 还要从历史经验与教训着眼。从后者的角度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领导地位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是“救亡压倒启蒙”的结果, 而是因其真理性内涵的缘故。这种真理性内涵不仅使其成功解决了救亡问题, 而且也成功解决了超越一般“启蒙”的启蒙问题, 更使其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之中。当然, 马克思主义不能涵盖一切真理, 随着时代主题与实践问题的变化, 它也需要创新和发展, 更需要从其他理论资源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这就是我们需要重新研究与深入挖掘百年来中西马碰撞与融通的根本原因。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时代主题与实践问题发生了变化, 但时代性质与世界历史性质却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若只考虑到前者, 考虑不到后者, 我们的哲学发展一定会走向弯路。不过, 历史经验已成过往, 重要的是要从现实的交流与对话中去提升思想。从当前中西马哲学交流与对话现状来看, 西与马的交流与对话较多, 而西与中、中与马的交流与对话却相对较弱。这从目前科研立项与学术论文选题就可明显看出。学术交流与对话光有观点与思想的碰撞还是不够的, 还需要有人物评析、流派分析与哲学发展过程的剖析。只有把交流与对话落实到每个重要哲学知识点和重要知识环节上, 才可谓开始了深度的交流与对话。只要能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中国哲学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总之, 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影响世界思想的时代, 也是一个需要哲学而且一定能够产生影响世界哲学的时代, 作为哲学工作者的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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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晓亮.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回顾、现状和展望[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 2007 (2) :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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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49.

（原载《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