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哲学学习, 孙正聿有一个甚至会让哲学同行们引发争议的判断, 那就是, 不懂得黑格尔哲学, 就永远不会懂得哲学, 当然也就更不会真正懂得马克思哲学。他的理由很简单:黑格尔在哲学史上首次实现了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孙正聿的这一判断或许是他自己的哲学研究最切实的体会。从其诸多哲学著作也可以看出, 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 黑格尔哲学是他用力最深的地方。这似乎也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个普遍现象, 那就是, 任何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 必然同时是一位黑格尔哲学专家, 也可以反过来说, 只有首先成为一名深谙黑格尔哲学的专家, 才可能成为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

进一步思考, 作为当代中国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之一, 《哲学通论》之所以能够做到“与众不同”和“脱颖而出”, 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 其秘密也就在于它是以黑格尔哲学作为理论背景和理论底色的。学界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例如, 学者张盾、吴宏政等都曾对《哲学通论》的黑格尔哲学背景作出了深入的阐释, 并具体立足于孙正聿的黑格尔哲学背景分析了他在马克思哲学上所作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学界意识到包括《哲学通论》在内的孙正聿的全部哲学思想的黑格尔哲学背景固然十分重要, 但更为重要的是, 如何厘清孙正聿同黑格尔在哲学观上的本质差异, 如果这一工作或缺, 那么就会给人一种印象, 似乎孙正聿完全非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全部理论遗产, 并由此出发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事实上, 就像全部现代哲学都是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出发一样, 《哲学通论》也同黑格尔哲学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 也正因为《哲学通论》同黑格尔哲学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 孙正聿才会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上作出许多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哲学通论》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此。因此, 同一般从孙正聿的黑格尔哲学背景出发来解读他在马克思哲学上的理论贡献不同, 本文拟反过来从孙正聿的马克思哲学背景出发来分析他对黑格尔哲学的创造性发挥。显然, 只有充分理解了这一点, 学界才能更好地评估孙正聿在马克思哲学领域所作出的诸多贡献。

如果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关键词是“批判”, 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关键词是“真理”, 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关键词是“历史”, 那么, 孙正聿《哲学通论》的关键词应该说是“反思”。熟悉《哲学通论》的读者都有这样的体会:不理解“反思”, 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读懂这本专著性“教材”。然而, “反思”又是一个极难理解的概念, 它一方面是和整个的哲学史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但另一方面, 它又和整个哲学史, 特别是和黑格尔哲学, 存在着本质的差别, 而正是这种本质性的差别, 才使得孙正聿在哲学史上提出自己独特的前提批判理论。让我们先从黑格尔的“反思”概念谈起。

一、以“反思”构筑真理:黑格尔哲学的实质

按照通行的理解,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而批判了其唯心主义的体系。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 否定性是内在灵魂, 但仅仅依靠否定性来把握辩证法的全部内涵, 还是不够的。黑格尔自己也曾指出, 尽管“一切规定都是否定”, “不过否定本身还只是无形式的抽象”[1]106。只有把这种“无形式的抽象”扬弃为具体的形式, 思辨哲学才能真正推进和完成。而这种具体的形式, 正是反思。就此而言, 不是否定而是反思, 才构成黑格尔辩证法的真正形式。当然, 否定与反思也不能完全隔离。反思只是表明, 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原则并不是外在的, 而是内在的自我否定。换言之, 只有不断返回自己的否定, 才是辩证法意义上的否定性原则。邓晓芒指出:“否定就是反思的本质, 反思则是自否定的体现。”[2]325传统教科书的症结就在于, 它不理解反思与否定的内在关联, 所以只能对辩证法作出流俗的所谓“矛盾”的解释。在黑格尔看来, 反思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固有精神, 但以往哲学家们所理解的反思, 从来都没有脱离主观内心的范围, 而这种内心的反思对于把握绝对真理来说恰恰是外在的。这就是整个传统哲学的症结所在。例如, 康德的批判哲学就把反思理解为外在的和主观的, 所以在他那里, 绝对真理就成为无法认识的“物自体”;对于康德来说, 人们永远只能感知到“物自体”的投射阴影而已。因此, 真正的反思不应该仅停留于主观意识之中, 应该深入到概念的自身运动中去, 通过绝对真理的投射而回溯到它的本质性的规定之中。反思由此构成达及绝对真理的中介。黑格尔说:“人们主要以这样的意义来看待肯定物与否定物的对立, 即:肯定物 (虽然从名称上看, 它是指被肯定了的有, 建立起来之有) 应该是一个客观的东西, 但否定物则应该是一个主观的东西, 它只属于外在的反思, 与自在、自为之有的客观物毫不相干, 并且对那个客观物说来, 是完全不存在的。”[3]62对此, 邓晓芒指出, “黑格尔的这种反思可以说是古希腊逻各斯精神的一次全面复归, 但它已经有意识地将近代主观内在反思与自我意识注入了这种逻各斯之中, 使之成为一种既是内在的, 又是客观的主客观统一体”[2]331。显然, 这种既内在又外在的主客观统一体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真理。

反思作为思想的自身回溯, 就是要透过投射阴影而捕捉到它的内在本质。在黑格尔那里, 反思不是内容意义上的“反复思考”, 而是直指思想的前提和根据, 通过对思想前提的不断回溯来展现思维自身的运动逻辑, 从而迫使思维的内在运作机制和运作规律彻底暴露出来。这其实就是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 也就是他的“作为真理的科学”。黑格尔说:“哲学若没有体系, 就不能称为科学。”[4]56而哲学要想形成体系, 就离不开反思的形式, 因为所谓体系, 决不是一大堆事实的简单拼凑, 而必然是反思性的, 即它能够通过回溯根据的方式展现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样, 意识在它的道路上, 便将从直接性出发, 以直接性开始, 追溯到绝对的知, 作为它的最内在的真理”[1]55-56。因此, 哲学的体系必然是一个反思的体系, 它以“在他物中的自身反思”而形成绝对真理;反过来说, 如果没有反思, 也就没有哲学体系, 从而也就无法形成绝对真理。

反思就是对直接性的否定, 否定就是作出进一步的深层规定, 而这种规定必然是能够表达出来的。因此, 黑格尔坚决反对那种认为真理不可言说而只能体悟的神秘主义哲学观。在他看来, 真理是必然能够以反思的形式表达出来的, 如果有人认为真理不可言说, 那只能说明他还没有真正把握真理。当然,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往往只能在字面上体会到真理的意思, 还不能回溯到真理的丰富内涵, 这样, 真理只能显现为以外部反思而形成的抽象真理。

黑格尔对哲学的反思维度的自觉, 决不是突发奇想的, 而是以整个哲学史为背景的。正是通过对西方整个哲学史的考察, 黑格尔才具体揭示了哲学的反思维度, 并自觉以这种哲学的反思维度构筑了自己的绝对知识体系。从哲学史上看, 古代的本体论哲学就给自身确立了十分明确的理论任务:寻求万物统一性的终极根据。亚里士多德说过, 哲学所要考察的就是“实是之所以是实是和作为实是所应有的诸质性”[5]60, 研究的就是“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者”, 亦即事物的本体。可见, 以反思构筑本体和绝对真理在古代哲学那里就已经初见雏形, 只不过, 当时的反思意识还是十分粗糙的, 它为了回溯世界的本体, 把世界本身割裂成了两个相互敌对的世界: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只有到了近代哲学那里, 人们才逐渐意识到, 不管是此岸世界还是彼岸世界, 都是我们对“某物存在”的断言, 都是我们的意识所捕捉到的“某物存在”。因此, 要探索本体和绝对真理, 就必须对我们的认识本身进行反思, 从而确立人的认识能力的界限。这样一来, 哲学的反思维度就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对世界本质的反思转向了对认识本身的反思。这其实也就是哲学史上所谓的“哥白尼革命”: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

然而, 需要强调的是, 尽管近代哲学实现了“认识论转向”, 开始自觉考察人的认识能力, 但它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考察, 其深层旨趣依然在于探求世界的本体, 以此建构绝对真理的体系[6]3。可以说, 本体问题依然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根本关注点。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是应该用哲学的理由而不应该用神学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要问题”[7]1。而通过普遍的怀疑, 笛卡尔最终发现, 只有从“我思”出发, 才能证明上帝和万物的存在。以“我思”来证明“存在”, 既表明笛卡尔对古代哲学的思维水平的超越, 又表达了他对古代哲学追寻本体的旨趣的继承。康德的批判哲学则更为明确地提出, 以往的形而上学离开对思维的反思而探讨存在, 因而本质上都是独断的和无根基的;只有通过对人的理性能力的批判, 哲学才能实现为追求本体这一永恒的事业奠定根基。康德说:“纯粹理性本身所提出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神、自由、与灵魂不死。以解决这些问题为其最后目的的学问就是形而上学;在其初期, 它所进行的方法是独断的, 就是说, 它并没有预先考查过理性是否能胜任这么巨大的工作, 就贸然从事于这种事业。”[8]40对于康德批判哲学的本体论意蕴, 海德格尔有着精辟的理解。海德格尔说:“《纯粹理性批判》与认识论毫无关系。如果有可能承认这种认识论的解释的话, 那就必须说, 《纯粹理性批判》不是有关存在性的知识 (经验) 的理论, 而是有关存在论知识的理论。”[9]94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 黑格尔意识到, 与古代哲学相比, “近代哲学的原则并不是淳朴的思维, 而是面对着思维与自然的对立”[10]7。为了解决由思维不再“淳朴”而引发的思维与自然的对立, 黑格尔提出“实体即主体”的著名命题。也就是说, 思维的自身反思和自我否定, 既是思维的运动, 又是存在的运动, 正是在思维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运动中, 思维与存在实现了和解。黑格尔由此以反思构筑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本体论哲学体系, 宣称自己实现了历史的终结和绝对真理的把握。

黑格尔反思意识的自觉是迫于回答康德问题, 也正是在对康德问题的探索中, 黑格尔才实现了以反思构筑绝对真理的哲学目标。康德在认识领域所发动的“哥白尼革命”集中表达了近代哲学中“思维与自然的对立”。康德提出, 只有先行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考察, 才可能真正实现对本体的追寻, 遗憾的是, 康德在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的过程中最终却得出本体作为“物自体”不可知的结论。这对于黑格尔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在黑格尔看来, 本体不可知, 必然意味着人们的真理信念的动摇以及随之而来的主观任意的泛滥。黑格尔指出:“康德特别要求在求知以前先考验知识的能力。这个要求无疑是不错的, 即思维的形式本身也必须当作知识的对象加以考察。但这里立即会引起一种误解, 以为在得到知识以前已在认识, 或是在没有学会游泳以前勿先下水游泳。不用说, 思维的形式诚不应不加考察便遽尔应用, 但须知, 考察思维形式已经是一种认识历程了。”[4]118这也就是说, 不能像康德那样惧怕陷入矛盾而在认识面前止步, 因为对认识的考察只能在认识中进行, 就像只有下水才能真正学会游泳一样。通过对思想的思想和认识的认识, 黑格尔捕捉到了人类思维运动的规律, 这种思维运动规律作为人类一切知识生产得以可能的元逻辑, 具有绝对真理的本体意义, 它其实就是康德所指认的不可知的“物自体”。

由此可见, 尽管黑格尔实现了反思思维的理论自觉, 但他谈论反思的根本意义却在于追求绝对真理和本体。在这一点上, 黑格尔同西方传统哲学是一脉相承的。作为从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生长出来的思想家, 黑格尔忠实地继承了先贤的哲学理念和哲学旨趣, 在他看来, 哲学的本职工作就是确定绝对真理, 并以此为人类全部的精神生活奠基。而哲学之所以能够承担这一使命, 就是因为它是对思想的思想, 对认识的认识, 亦即反思。在黑格尔那里, 对人类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在于通过反思的思维来把握绝对真理。

在孙正聿看来, 黑格尔巨大的理论功绩就在于他实现了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 意识到哲学必然是反思性的, 并有意识地把哲学的这种反思性以内涵逻辑的形式展现出来。但是, 黑格尔对哲学反思特性的揭示, 并不能说明哲学由此就离追寻本体和绝对真理更进一步了, 它只能表明, 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 “在人类把我世界的全部基本方式当中, 哲学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和功能”[11]139。这一点是孙正聿同黑格尔最深刻的差别。

二、《哲学通论》对黑格尔“反思”概念的提炼

黑格尔意识到, 对本体的追寻只有在对思想的反思中才能实现, 思想的自身反思是探求本体唯一可能的路径。当然, 这种思想的自身反思也是极为艰难的, 因为它既不同于沉湎于内容的物质思维, 也不同于流于形式的表象思维。在几部重要著作的“导言”或者“序言”中, 黑格尔始终都在不厌其烦地强调反思的艰难性, 在他看来, 人们对哲学的大惑不解, 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反思思维的误解。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 黑格尔哲学是同黑格尔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状况和思想状况密切相关的。就时代状况而言, 资本主义在那时已经获得了较好的发展, 个人已经从对社会共同体的依附中解脱了出来,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就思想状况而言, 个体理性由于受到启蒙哲学家们的无限张扬, 甚至有被扭曲为绝对个体主义的危险。黑格尔已经意识到了个体理性的狂妄, 所以他建构了自己的绝对真理体系, 力图引导个体理性去认同普遍理性。这也是黑格尔批评康德深层的现实根源。

在马克思看来, 黑格尔哲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的辩证法思想, 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但由于黑格尔依然迷恋于对绝对真理的追寻, 这就导致其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最终被所谓绝对真理的体系窒息了。通过拯救辩证法的合理核心, 马克思提出, 辩证法根本上说就是一种自否定性的反思方法, 这种反思方法的最大启示就在于, 它能够对人们所承诺的一切思想前提进行无情的批判, 并在不断的前提批判中展现哲学思想的无穷魅力和力量。在《资本论》中, 尤其是在“商品”一章中, 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家所承诺的思想前提的批判, 十分精彩地演示了这种自否定性的反思方法, 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辩证法的“卖弄”[12]113。

国民经济学家们由于缺乏反思性的辩证思维, 所以只能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理解商品, 但马克思发现, 在直接的意义上, 商品固然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有用物品, 但商品直接性的使用价值之所以能够实现, 或者说, 商品之所以能够实现流通而进入消费领域, 是因为它凝固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就此而言, 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才是商品的占主导地位的属性。这一思想用黑格尔辩证法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使用价值是商品的直接性规定, 只有从商品的直接性规定出发回溯到它的间接性规定时, 才能抓住商品的本质, 而交换价值正是构成商品根本属性的间接性规定。国民经济学家们没有觉察到商品的二重性, 或者说没有从商品的直接性规定过渡到商品的间接性规定, 所以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解始终是表面的和肤浅的, 最终只能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辩护人, 而不能发现资本主义内在的剥削关系。

可见, 马克思尽管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但他已经不再沿着黑格尔的足迹把辩证法看作是达及本体和绝对真理的工具, 而认为辩证法本质上来就是为现实历史服务的一种自否定的反思方法。这是马克思十分深刻的地方。孙正聿正是沿着马克思的这一提示, 在哲学的意义上进一步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出了提炼和发挥。在孙正聿看来, 反思是哲学所特有的思维方式, 它表明哲学是不同于科学、常识、艺术等的一种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如果说哲学表达了人类反思的思维维度, 那么, 除哲学之外的一切知识所表达的则是人类构成思想的思维维度。尽管哲学也在构成思想, 但在思维方式的意义上, 哲学知识在根本上有别于其他一切知识。孙正聿师说:“哲学作为人类思想的反思维度, 或者说, 哲学作为‘反思思想’的思想, 它本身也是‘构成思想’的一种方式。但是, 在人类把握世界的全部方式中, 哲学不只是‘构成思想’的一种方式, 而且是‘反思’思想的方式。正是后者, 标志着哲学理论的特殊性质, 标志着哲学思维方式的特殊功能。”[11]139孙正聿对“反思”的理解构成了《哲学通论》基本的立脚点, 可以说, 不懂得“反思”概念, 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读懂《哲学通论》, 也不会懂得什么是“哲学”。

目前, 国内学者一般都把《哲学通论》看作是一部教材, 并从批判传统哲学教科书的角度来阐释《哲学通论》的意义, 但事实上, 《哲学通论》早已远远超出教科书批判的作用。立足于“反思”概念, 人们就能够很清晰地看出《哲学通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 人们一般会把《逻辑学》和《资本论》分别看作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代表性著作, 并基本承认这两部哲学巨著之间的理论传承关系。然而, 在具体阐释它们的理论传承和内在超越时, 人们却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因为这两部巨著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话语方式呈现出来的, 前者是纯粹的思辨哲学话语, 而后者则恰恰是在批判思辨哲学话语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经济学话语。由于分析的困难, 《逻辑学》同《资本论》的内在理论关联一直晦暗不明, 这就导致历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始终无法在学理的意义上把《资本论》解读为“大写的逻辑”。这也同时导致《资本论》自诞生以来的种种争论:《资本论》是经济学还是哲学著作, 如何理解《资本论》的科学性和哲学性, 等等。

其实, 马克思原本打算系统清理黑格尔哲学, 特别是他的辩证法思想, 计划撰写一部有关辩证法的哲学著作, 但可能后来由于转向了经济学研究而耽误了这一工作。马克思说:“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 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 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 使一般人都能理解。”[13]121对此, 恩格斯也指出, “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早就想写成的辩证法大纲。但是他总是瞒着我们不讲他的工作情况。他明白, 我们要是知道他写好了什么东西, 就一定会同他纠缠不休, 直到他同意发表为止”[13]412。遗憾的是, 这部“辩证法大纲”后来并未找到。

可以说, 学院派的哲学家们历来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种种误解, 都与这一工作的或缺有关。为了真正“回到马克思”,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首要理论任务就是弥补马克思未尽的事业, 即撰写他未完成的“辩证法大纲”。因为只有完成这一工作, 才能真正打通《逻辑学》与《资本论》的内在关联, 澄清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 从而真正彰显马克思哲学的真理力量。我们看到, 不管是自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无不具有深厚的德国古典哲学功底, 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功底, 但对于这一理论任务的完成来说却始终不尽如人意。

从哲学史来看, 特别是诉诸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 就会发现, 孙正聿从“反思”出发所引申出的作为思想的前提批判的哲学, 很好地弥补了从《逻辑学》到《资本论》的过渡环节。如果说马克思诉诸感性实践的平面把那种追求本体和绝对真理的旧哲学看作是神学思维的残余, 进而提出哲学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服务于历史的自否定性的反思方法, 那么, 孙正聿则进一步指出, 这种“为历史服务的哲学”作为批判的辩证法, 其具体活动方式和工作方式就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 在批判思想前提的过程中不断展现哲学巨大的思想力量。这样一来, 在哲学理念和哲学旨趣上, 孙正聿同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全部西方传统哲学都分道扬镳了, 系统展现了马克思的哲学观。

在孙正聿看来, 反思确实表达了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 但是, 反思思维的理论自觉, 并不是为了让哲学更好地去追求绝对真理, 从而确保它作为一切学科的“女王”的地位;反思只是真实地表明了哲学同宗教、艺术和科学等学科的根本差别, 亦即哲学只是人类诸多把握世界的诸多方式中的一种方式而已。与其他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相比, 哲学深层的人性根基在于人的思维的至上性渴求, 这也就是哲学之所以孜孜不倦地追寻本体的原因所在。然而, 本体的矛盾在于, 一方面, 它为了担当起为人的全部精神生活奠基的使命, 只能以绝对真理的形态出现, 但另一方面, 这种所谓的绝对真理实质上只是它所属时代的产物, 并不具有超历史的永恒意义。正是哲学本体的这种自我矛盾, 才使得哲学史呈现为像黑格尔所说的“厮杀的战场”, 亦即每一代的哲学家都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掌握了万世不易之天理, 但实际的情况是, 这种所谓的天理很快就被扬弃了。孙正聿说:“哲学家总是在相互批判中揭露对方的本体论的内在矛盾, 使本体论的解释循环跃迁到高一级层次。”[11]230这表明, 哲学所追求的真理并不是绝对之绝对, 只能是相对之绝对:时代之绝对而历史之相对。

由此, 在给予黑格尔所完成的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极高评价的同时, 孙正聿果断拒绝了黑格尔追求绝对真理的哲学旨趣, 把黑格尔追求本体的哲学诉求巧妙地转化成了一种指向性的本体论追求。这就使得他在黑格尔哲学的“死东西”中真正开发出了有意义的“活东西”。孙正聿一再强调, “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是行进中的哲学活动, 而不是完成了的哲学理论”[14]5。换言之, 作为思想的前提批判的哲学, 已经不再以建构某种完备的知识体系为哲学理念, 也不再以追求绝对真理为哲学旨趣。

三、“反思”与哲学的理论空间

黑格尔尽管实现了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 但作为从西方传统理论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哲学家, 他依然恪守哲学的知识论立场, 把追求本体和绝对真理看作是哲学的本职任务。孙正聿则彻底突破了西方传统哲学的视轨, 不再沿着西方哲学的知识论立场来推进自己的哲学研究, 特别是不再沿着黑格尔的理论轨迹来继续探索绝对真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在他那里, 哲学就是自身反思性的思想活动, 就是对思想前提的批判, 这是哲学同科学、艺术、宗教等的根本区别。思想的前提是相对于思想的内容相对而言的, 它就像看不见的手一样在规范着思想内容的具体展开。而对思想的前提批判, 又可以具体从五个方面展开, 亦即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的前提批判, 对构成思想的基本逻辑的前提批判, 对构成思想的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 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 以及对构成思想的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可以说, 这五方面的内容构成了哲学研究的本职任务[14]1。

正是因为前提批判的哲学观不再沿着知识论的立场来追求绝对真理, 所以哲学存在的合法性也就从现代哲学“表述”和“表达”的二元困境中摆脱出来了, 从“无家可归”的命运转向以“四海为家”了。我们知道, 现代哲学由于受到科学主义思潮的严重侵淫而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 对传统哲学所追寻的本体进行了形形色色的批判。其中, 最为著名的就是卡尔纳普诉诸语言的职能而对哲学存在合法性的诘难。卡尔纳普提出, 语言具有表述经验事实和表达主观情感的双重职能, 前者集中体现在科学语言上, 而后者则集中体现在艺术语言上。然而, 对于哲学来说, 它既不能像科学那样表述经验事实, 又不能像艺术那样表达主观意愿, 因而理应消解和拒斥。尽管现代哲学的诸多流派提出形形色色的主张为哲学存在的合法性辩护, 但基本上都是按照卡尔纳普所区分的语言的职能而走上哲学的科学化抑或文学化道路的。

从根本上讲, 卡尔纳普对哲学的诘难依然是在知识论的立场上进行的, 即认为哲学理应是一种关于存在———不管是客观世界还是主观意识情感———的知识。这就启示我们, 对“卡尔纳普问题”的回应只有超越知识论的立场才是可能的。毫无疑问, 哲学固然是在生产知识, 但哲学知识却不能仅仅从知识论的角度来审视, 因为如果完全立足于知识论的立场, 就会发现, 许多哲学命题和哲学判断都是荒唐可笑的, 例如, “我思故我在”、“存在即是被感知”、物自体“不可知”, 等等[15]7。由此可见, 问题并不在于哲学家们提出了哪些学术命题或哲学判断, 而在于这些哲学判断或命题的现实意义何在。

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历史的层面, 从“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角度出发提出,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人类文明活的灵魂”的命题。这表明, 在马克思那里, 哲学作为对人类精神生活的高度升华, 是照亮和引导时代的普照光。孙正聿受此启发在回应“卡尔纳普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表征”的概念。就是说, 表面上看, 哲学似乎始终在表述经验事实抑或表达主观情感, 但它的真实意义却不在于此, 而是以自己所特有的“表征”方式构成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 不应该从表述或表达的语言智能出发来考量哲学, 而应该立足于现实生活理解哲学的意义和功能。立足于现实生活就会发现, 哲学只是以一种超越常识思维乃至科学思维的反思的方式在表征时代的精神诉求和精神渴望。这才是哲学真实的意义。“表征”的概念在根本上回应了现代哲学提出的所谓消解哲学的口号, 而哲学的表征之所以可能, 就是因为它已经不再沿着知识论的立场来追求绝对真理, 而仅仅成为了一种前提批判的思想活动。由此, 孙正聿跳出了西方哲学的视域和轨迹, 借助黑格尔的“反思”概念, 重新思考了哲学的理念和旨趣, 为哲学的未来开辟了广阔的理论空间。

应该说, 孙正聿确实作出了一场深刻的哲学观变革。而这种变革之所以可能, 既与他对作为西方哲学系统批判者的马克思的解读有关, 又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伟大实践以及孙正聿作为一个“域外”的中国人所特有的生命体验有关。这一点可以从孙正聿和海德格尔的比较中看出来。我们知道,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 海德格尔是对哲学本身进行重新思考和追问的重要哲学家, 因而他的哲学观也受到人们的极端重视。海德格尔同样意识到了西方传统哲学追求实体化的本体和绝对真理的理论症结, 因而他极为重视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后果的诊断。在《尼采》中, 海德格尔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尼采所揭示的“欧洲虚无主义”问题, 这其实已经触及了如何克服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绝对真理的哲学旨趣。不过遗憾的是, 海德格尔同样作为从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生长出来的思想家, 尽管一方面拒绝绝对真理的哲学观, 力求把时间引入到形而上学中来, 但另一方面, 他依然相信人的背后有一个绝对本质。邓晓芒认为, 由于文化传统的缘由, 海德格尔“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超出黑格尔和尼采的‘主体性的形而上学’”[16]7。这就导致他只能以给“存在”打岔的否定性方式来区分存在与存在者, 来展现哲学的未来任务, 并最终不得不坠入神秘主义的深渊之中。

海德格尔在尼采的基础上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的思路, 归根到底失败了。孙正聿师同海德格尔的相似之处在于, 他们都拒绝把追求绝对真理看作是哲学的旨趣与使命;不同在于, 孙正聿彻底出离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 直接把哲学的理论任务界说为对思想的前提批判, 这就彻底摆脱了哲学的知识论立场而为哲学的未来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这种前提批判的哲学观表明, 哲学的使命和任务不在于追求绝对真理, 而在于塑造和引导时代的精神。

窃以为, 孙正聿之所以能够在这一重大课题上取得成功, 恰恰与他避离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传统而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有关, 当然也与孙正聿独特的生命体验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有关。按照一般的看法, 中国哲学尽管一开始就追求天道和形而上学, 但却从来都没有完全迷恋到对形而上学的绝对真理的追求之中, 而是天然地对形而上学保持了某种警惕。这是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重要特征。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 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明著也。”宋代以来的新道学尽管具有极强的思辨色彩, 但他们依然在主张“理事合一”。清人章学诚明确指出, “道不离器, 犹影不离形, 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 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 而不知《六经》皆器也”[17]132。或许正是因为作为一位从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域外”哲学家, 孙正聿最终不仅看出了黑格尔哲学真实的理论症结, 而且在哲学的意义上真实地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这一颠倒首先出现在孙正聿师的博士论文《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辩证法的批判本性》中。马克思提出了辩证法的批判性课题, 但对这一课题的理解, 学界始终聚讼纷纭。孙正聿提出, 辩证法的批判性, 就是对思想前提的批判, 而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恰恰是关涉对哲学的“定位”问题, 亦即关涉“哲学是什么”的问题;进一步说, 它不仅关涉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 而且关涉对哲学的理论功能和社会功能的理解。孙正聿的这一思想在其著作《哲学通论》乃至后来的《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中更为系统地展现出来了。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从我们这个时代来看, 前提批判的哲学观恰恰是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飞速的时代变革和时代转型联系在一起的, 是同现实生活所不断要求的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就此而言, 前提批判的哲学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表征, 表征了人们力求在不预设任何思想前提的条件下探索自身的独特发展道路的诉求。或许, 思想的前提批判是对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最好的哲学解读。时代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首先依赖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 思想观念的变革又深层取决于哲学理念的创新, 而哲学理念的创新实质上需要依托于思想的前提批判。思想的前提批判作为一种系统的哲学观, 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和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 它呼应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力求从刻板的教条主义中解脱出来, 打破一切成见进而实现思想解放的诉求。在迈入新时代的今天, 思想的前提批判的理论将会更好地塑造和引导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

【参考文献】

[1] [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杨一之,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7.

[2]邓晓芒.思辨的张力[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3]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杨一之,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4][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6]贺来.“认识论转向”的本体论意蕴[J].社会科学战线, 2005 (3) .

[7][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M].庞景仁,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8][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韦卓民, 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9] 孙周兴, 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10][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贺麟,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8.

[11]孙正聿.哲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13]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6.

[14]孙正聿.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5]孙正聿.本体的反思与表征[J].哲学动态, 2001 (3) .

[16]邓晓芒.欧洲虚无主义及其克服——读海德格尔《尼采》札记[J].江苏社会科学, 2008 (2) .

[17]章学诚.文史通义: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原载《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