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的创始人埃德蒙德·胡塞尔提出，哲学，而且只有哲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现象学也不是哲学中的某一学派，它就是哲学本身。正是这种“为哲学正名”的精神，使得胡塞尔在从事哲学时洋溢着非比寻常的神圣性、严肃性和海洋一般宽广的襟怀。他毕生都是一位温和的战士，为了真理和人类未来倾尽全力。今天，让我们重新回到他的理想，回到他开始的地方，用我们自己的光，点燃那最初的一簇簇灵感火花。
真正的哲学需要精神力量作支撑
为了理解“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这一理想，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何谓“科学”？何谓“严格”？哲学又是如何实现“严格的科学”这一理想的？日常意义上的科学，是各门自然科学的总称，是精确的学问，它的核心是可量化性、精确的描述性和预见性，它预设了物质的存在，并且通常要使用数学模型。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一系列固定的程式、模型、研究对象和方法，我们学习自然科学，就是要去领会掌握这些，似乎各种既定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需要的仅仅是“学而时习之”，记忆、练习、熟练操作，或开拓出新的方法，或拓展新的领域，基于承继，方得发展。
我们常把工作和娱乐以及我们属人的一面分开，以此来忍受工作的机械性。科学工作者在某一瞬间曾经或即将自问：在科学中，“我自己”在哪里？我作为人，自然而然的好奇心、探索的愿望、基于自由的成就感实现了吗？如果科学只意味着一系列程式化的操作，那么AI岂不是会做得比我更好、更高效、更少错误和偏差？我存在的价值在哪里？或许恰恰就是等着被机器人替代吗？有没有一瞬间，你突然被一种厌倦和虚无感笼罩，你看不到这一切的意义，因为你的生命之流并未被真正注入你所做的工作中？
这些问题可能是令人害怕的，这就是为什么一种真正的哲学总是需要很强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不过，一旦问出了这些问题，你也许就与浮于表面的所谓“科学”拉开了距离，迈出了走向真正的科学和奥秘的第一步。因为，真正的科学就是对奥秘的接近和探索，是仰望苍穹时一瞬间的惊叹和敬畏；科学的真正突破基于灵感，基于自由心性所迸发出的创造力。
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你是怀有这种惊奇的，尽管也许无法表达，却和奥秘天然地亲近着。大科学家往往是找回了孩子的惊奇感以及与奥秘的关联。牛顿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他对奥秘充满着敬畏，他知道每发现一条法则，都只是奥秘的一星半点，这些具体的法则指向的只是无穷之奥秘本身，我们所做的只是“偶尔拾到一块美丽的石子而已，至于真理的大海，我还没有发现呢!”爱因斯坦说：“我们所能有的最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情感。谁要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谁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便是模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惧——产生了宗教。”在西方，科学精神和宗教情怀是不冲突的，科学家可以是宗教徒，而且，正是这种谦卑和宗教情怀使得他永恒地进行探索。
“严格”是哲学的本欲
如果科学和哲学同为对奥秘的探索，那么它们的不同又在何处呢？对于科学来说，对象的存在是当然的前提，而研究的方法是学科性的传承结果。但哲学却并非如此，它要去追问，对象是如何浮现的？又为何采用某种特定的方法？不同的科学分支有不同的对象和方法，那么它们又分别是在何种视域下、如何形成的？科学会问：“这件事的法则是什么样的？”而哲学会问：“为什么自然是有法则的，而不是混沌一团？”实际上，只有真正搞清这些“哲学问题”，“知”才会成为真正的、透彻的、绝对自我负责的“知”。层次的差别、思维方式和关切方向的不同，使得哲学成为真正的“严格的科学”，相比之下，科学或许并不那么“严格”了。
“严格”究竟是什么？严格不是精确，它与可测量性无关，也不意味着对于规范的严格遵守。恰恰相反，“严格”意味着对规范的质疑。它不接受任何未经审视的既定前提。什么是规范？为何要遵从规范？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引向规范的真正被理解和再次确立。所以，怀疑精神几乎总是科学的起点和科学实现重大突破的契机。怀疑推动人们对基本前提、基本概念和基本范式进行审视，而基本范式的转化和深化也正是科学的突破之所在；衡量一个哲学家的深刻程度，正是要看他是否触及和撼动那些人们作为背景信念的、最基本的观念。
从古希腊起，“严格”就是哲学的本欲，一直到康德、费希特，都在遵从这个理想。但在黑格尔之后，哲学似乎变成了世界观，某种意义上甚至一直延续至今。胡塞尔反对这种“世界观哲学”，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提出要重新回到柏拉图。
那么，柏拉图思想的核心“理念”究竟是什么？理念不是概念，也不是与物理实体对应的精神实体。理念是法则，是精神的构造性力量本身；理念是灵魂成其自身、显现自身的领域。当我们“发现”某一法则，我们并不只是发现了某个本就客观存在的东西；当我们叫出一样东西的名字，我们也并不只是机械地重复这个概念。在西方精神中，“知”是人与世界相关联的方式，“命名”的意思就是人的灵魂与物的理念关联在了一起，是心性的一次成就，是在精神中人与物的一次相遇和融通，是在共同的神性本源中呼唤彼此的名字。西方科学中对“法则”的预设，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论，因此，对西方思想的误解也常常来自于对柏拉图的理念的不理解。一个通常的误解是“西方重物质，东方重精神”，但是西方的科学并非只是“物质”的、“机械”的，相反，科学正是其精神展开的方式。
反思哲学究竟要做什么
科学和哲学史上最早的概念就是“本原”，泰勒斯说“水是万物的本原”。这最早的概念如此地光华灿烂，使得神话谱系黯然失色，哲学的时代由此开启。巴门尼德的老师克赛诺芬尼讲“一”，他说：“当我仰观宇宙，环顾世界时，我领会到了这就是一，这就是神。”这些最基本的概念恰恰是最难以领会，也是和奥秘最为相关的。“一”代表神性，作为对世界原初意义的理解，就凝结在柏拉图的理念上。从柏拉图进入基督教神学，可以说是思想史上的必然。理解柏拉图也可以理解基督教，源此就不会再认为基督教是所谓非理性的信仰，中世纪也就不是一味的黑暗的、非理性的，相反，基督教的精神也有可能是理性的：这不仅表现在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成型上，也表现在中世纪成就斐然、精细浩繁的逻辑学上，甚至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的产生上。我们可以在这个线索上，领会到柏拉图的理念如何会是西方思想的主线和根基。
这种构成性的、创造性的精神才是人的本质，人不可能被纯粹自然主义地解释，不可能局限于生理学、心理学。如果纯粹的自然主义成立，那么AI就会成为人类的理想，AI取代人类是迟早的事。人之所以不同于AI、不同于动物，就是因为他拥有超越身体的精神，而这精神又赋予了他绝对的个体性，他无法以“类”的方式存在，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人类进化”或“人类堕落”等这些将个体的人消融于“类”的说法和做法，严格说来，都无异于对人本身的消解。可以说，AI的出现是现代科学的辉煌成果，如此辉煌以至于它的弊端已经再也无处藏身，那就是它的机械性。它来源于精神之活力和创造性，却不幸遗忘了这一根据，偏离源头如此之远。AI的辉煌前景恰恰迫使我们反思“人”究竟是什么，“科学”究竟要做什么。
尽管一百多年前尼采就说“重估一切价值”，但正是今日所爆发的空虚感、无意义感乃至精神危机，迫使着我们真正地“重估一切价值”。现代科学技术所蕴含的巨大承诺实现了，但正是它的实现使得人重新面对意义之空洞。当陆地之繁华与葱郁已无法抚慰我们，我们不得不深深地潜入海底，以便重新找到孕育生命的伟大力量。这“海洋”和“孕育生命的力量”并不在我们之外，而恰恰就在我们之内——它就是我们的精神和意识本身。“认识你自己”的希腊神谕再次在人类的耳边响起，只不过这一次人不再作为阳光下的天真孩子，带着生命之初的庄严，而是作为迷失了许久、伤痕累累、疲惫地渴望着家园的旅者。在绝望与希望的狭窄间隙中，我们重新将注意力聚焦于承载一切的、永恒的意识之流，并重新发现意识是如何创造了整个精神世界：从“一”“存在”等辉煌壮丽的原初概念，衍生出所有的概念、逻辑、科学的万花筒。同时我们也重新发现我们所有的偏离和迷途，发现精神是如何心满意足于它自己最初满怀着创造热情造就的大厦，以至于这大厦最终成为精神困顿其中的牢笼。
发现这牢笼，然后打破它，回到最初的创造之源，重新自发地、充满灵感地进行创造——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哲学永恒的任务。
（原载《社会科学报》2019年09月05日005学术探讨）